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此，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带领全省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团结奋斗，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路子，使浙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活力最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最强的省份之一。

改革开放的先行探索和温饱问题的解决

1979年1月，省委召开六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上，省委郑重宣布：全省的“揭批查”运动基本结束，各级党组织应当及时地、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后，省委结合浙江实际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的经济发展战略，按照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党的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即，以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农村改革全面展开。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本路线和“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

为统一思想，全省各地普遍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和补课，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此同时，在全省大刀即，以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农村改革全面展开。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阔斧地开展了拨乱反正工作。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在各方面的政策，整顿充实各级领导班子，集中开展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的斗争。这些工作的开展，为浙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振翅腾飞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基础。

浙江的改革即，以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农村改革全面展开。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率先在农村起步。1979年下半年，长兴县长城公社狄家㘰村等地点燃了浙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星火。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在全省得到推广，到1984年春，浙江全面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即，以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农村改革全面展开。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79年，长兴县狄家㘰村在全省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为搞活经济，从1979年开始，全省各地开始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开放农副产品市场。随着国家对商业流通体制改革的展开，省委、省政府又出台政策，放宽集市贸易，解除长途贩运禁令。1981年，温州铁井栏工业品市场应运而生，这是全省第一个工业品市场。1982年，浙江全面开放日用工业品市场，路桥日用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绍兴轻纺市场等一大批专业市场迅速崛起。与此同时，省委提出在确保全民所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加快发展乡镇企业（1984年前称社队企业），提出乡镇企业可以乡村办、联办、合作办、个体办等“多路并进”的发展方针。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涌现出了如萧山万向节厂（万向集团的前身）等一批乡镇企业，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他说：“（乡镇企业）样样都有，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都有。浙江的乡镇企业搞得不错。”允许社员个人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对个体私营经济逐渐放宽政策，全国第一批拥有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浙江诞生，作为个私经济象征的“温州模式”还成为全国农村治穷致富的又一路子。乡镇企业、个私经济和专业市场的互动又带动了块状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建一个市场，带一批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兴一座城镇”的发展格局。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市场蓬勃兴起，成为浙江农村改革的主要特色。

全国第一个专业小商品市场——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早期交易场面

在农村改革风生水起之时，浙江开始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行经济责任制、尝试利改税和改革流通体制为重点，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海盐衬衫总厂实施的企业内部劳动用工和分配制度等改革，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浙江开始对一些国有和集体小企业和亏损企业实行“改、转、租”，逐步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同时，在试行股份制、组建企业集团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为了有效解决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轨而出现的一些问

题，从1988年开始，浙江和全国一样，着力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在治理整顿中，逐步推进计划、税收、金融、物资、商业、外贸、价格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此外，浙江坚持“省管县（市、区）”体制，为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提供了有力的体制保证。

在对内改革的同时，浙江开启了对内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对内开放方面，1979年，成立“浙江省经济协作领导小组”，与兄弟省开展煤炭、木材、钢材、水泥等物资调度，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经济协作，鼓励各种经济主体开展横向经济联合，有效弥补了国家计划分配物资的不足。在对外开放方面，1979年宁波港正式开放。1980年7月，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西湖藤器有限公司成立。1984年，宁波、温州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1988年3月，杭州被国务院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对外开放完成了从沿海向衢州、丽水等中西部地区的推进，外向型经济得到发展。

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也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探索。在全省广泛开展普法教育，探索扩大基层民主。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各种文明创建活动。持续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在推动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同时，于1983年至1987年，贯彻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进行全面整党。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积极探索党内民主实现形式。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纪案件。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显现出改革开放的先行优势，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全省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23.7亿元增长到1991年的1089.3亿元，位次从全国第12位上升到第7位；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均成倍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继1985年前后全省人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到1991年，欠发达地区人民生活加快改善，部分发达地区开始向小康迈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和提前实现总体小康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浙江抓住契机，及时解决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小三步走”发展战略，认真落实中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部署，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改革开放带来了人民生活的大变样。图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杭州一户拥有“四大件”（黑白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落地电风扇）的富有人家

在全国率先探索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1993年，浙江的产权制度改革首先在乡村集体企业拉开序幕。1995年，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启动。稍后，国有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展开。1997年，围绕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全面推进，到2000年基本完成。在改制中，省委、省政府积极引导和支持个私经济参与改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此同时，浙江以“大发展、大提高”为指导发展乡镇企业。到1998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乡镇企业总产值在全省工业产值的比重“五分天下有其四”。商品市场开始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形成了一批规模大、档次高、辐射力强的专业批发市场，市场辐射突破地域界限，“绍兴轻纺城”上市，义乌小商品市场在省外甚至国外建立分市场。“市场大省”名扬中外。到2002年，浙江国有资产总量居全国第3位，经营性资产居全国第6位，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的比重超过50%，符合浙江经济发展路子的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

在农业领域，省委、省政府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行土地二轮承包，适度发展规模经营，大力发展“一优两高”农业和效益农业，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全省实施“百龙工程”，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并在全国率先开始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对外开放取得重大突破。浙江坚持“贸易兴省”，以外贸承包经营和省级开发区设立为契机，鼓励外贸公司、生产企业扩大出口，并在全国率先在外经贸系统进行股份制试点，到1996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县县有外贸”。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贸易主体多元化、市场多元化、出口商品多元化和贸易方式多元化，推动省内专业市场创办境外分市场，推动省内企业赴境外投资。浙江外经贸逆势上扬，成为全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成效最显著的省份和外贸大省。

同时，省委、省政府于1992年、1997年、2002年先后3次扩大经济强县（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各种要素市场开始发育，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浙江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浙江的社会、文化、政治建设的改革创新实践也日益增多，显示出了“走在前列”的态势。

1992年，省委、省政府提出“科教兴省”发展战略。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全面加强基础教育，成为全国第三个实现“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省份。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兴建六大高教园区，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新办一批高等院校，高等教育跨入大众化阶段。1999年在全国较早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出台建设文化大省纲要，提炼浙江精神。同时，不断推进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活动在全省蓬勃开展。1996年作出依法治省重大决策，1998年出台推进村务公开和加快建立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1999年省政府着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00年在全省总结推广温岭等地发展完善基层民主的经验。

为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浙江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在前期发展中小城镇的基础上，省第十次党代会作出了不失时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决策。省委、省政府编制了全国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实施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出台《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并制定了一系列推进城市化的若干政策。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强化产业支撑、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发展机制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到2002年，全省城市化水平提高到52%，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得到明显增强。

此外，省委、省政府逐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和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等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企业最低工资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

党的自身建设也在继承和创新中全面推进。省委带领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理论，开展“三讲”教育、“双思”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着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以“一把手”为重点的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探索开展以创建“五个好”村党支部、“六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为内容的“三级联创”活动，积极探索农村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途径和办法；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探索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加强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深入开展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力保党的肌体健康。

浙江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区域特色经济格局，体制机制优势不断巩固和提升，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县域经济发达成为浙江的重要特色。从1992年到2002年，全省生产总值从1375.7亿元增长到8003.7亿元，从全国第7位上升到第4位。1997年，浙江提前3年实现翻三番，1999年，提前实现总体小康。

“八八战略”的提出实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02年11月，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在他的擘画下，2003年7月，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作出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八八战略”重大决策。从此，浙江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和党的十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部署，“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迈进，并开始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探索与实践。

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习近平同志提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理念。省委、省政府以此为指导，面对缺地、缺电、缺水的窘境和宏观调控形成的“倒逼”机制，开展“亩产论英雄”的实践，淘汰和限制落后产能，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民营经济新飞跃，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品牌大省，加快产业集群，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以“五大百亿”工程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商品交易线上线下齐头并进，大型专业市场的风向标效应日益凸显，证券市场“浙江板块”特色鲜明。

在对外开放方面，习近平同志提出“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开创了对外开放工作新局面。浙江主动接轨上海、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形成了影响力巨大的浙商群体。

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招商引资方式和利用外资规模不断突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范围更广更深。

东芝公司在杭州独资设立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为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提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在义乌实施新一轮强县扩权改革，在全省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重点，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山海协作”“百亿帮扶致富”“欠发达乡镇奔小康”“低收入农户奔小康”等工程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围绕海洋经济强省目标，积极推进海洋经济发展。2011年2月，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统筹城乡就业、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户籍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也迈出了新步子。

在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和普惠性明显增强的同时，“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稳步推进。

2004年5月，在习近平同志的建议下，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的决定。随后，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不断拓展“平安浙江”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建立党委常委会定期分析社会稳定形势制度，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信访工作责任制。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在习近平同志的示范下，率先在全国建立省党政领导约访和下访制度。建立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广泛开展创建“平安市县”“平安乡镇”“平安社区”等活动。完善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和社会应急管理，提升防范和处置各类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建立和完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确保人民安居乐业。浙江成为全国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

诸暨市枫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挂牌

在文化建设方面，在习近平同志的主导下，2005年7月，省委作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为提高思想凝聚力和精神原动力，浙江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深入开展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大力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为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民主法治方面，2004年9月，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浙江”的要求。2006年4月，省委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地方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加强，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民主协商不断推进，浙江许多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如省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邀请普通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率先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率先推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率先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的执行工作体制等。同时，浙江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实现形式创新，涌现出民情沟通日、村务监督委员会等许多实践成果。“法治浙江”建设，有力保障了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在这一重要理念指导下，浙江扎实推进生态省建设。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行“一票否决制”，开展多轮“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发展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浙江还在全国率先探索排污权有偿分配和交易机制，出台首个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多措并举，浙江的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富饶秀美、和谐安康”的生态浙江画卷徐徐铺开。

在党的建设方面，省委坚持把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种本领”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具体部署，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思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组织和群众基础，着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探索城市社区党建和“两新”组织党建，率先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浙江各方面走在前列提供了根本保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安吉县余村

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从省域层面具体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怎样实现发展”等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浙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又站在了一个新起点上。2012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3460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63266元，财政总收入 6408亿元，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1985年和2001年起一直位居各省（区）第1，全面小康实现度达90%以上。

时间无痕，岁月有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率先推进农村工业化，率先推进内外开放联动，率先推进城乡一体化，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浙江现象”，写就了“浙江骄傲”，创造了“浙江力量”，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和基本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等五大历史性跨越。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