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修改稿会议上提出：“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为我们揭示了提出“第二次结合”的目的：就是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同时也明确指出，探索这条道路是从几年前的农业合作化开始的。在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中，调查研究成为毛泽东和全党极为重要的环节，在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仅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浙江开展的调查研究为例，浅析毛泽东如何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基层的实际情况，为制定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提供实践依据，为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出现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取得胜利的根本途径和重要法宝。毛泽东要求：“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强感性认识。”毛泽东率先垂范。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始于农业合作化。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但因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和长期的战乱，农村经济处于凋敝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农业的恢复看作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农民改善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历来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毛泽东，始终在思考和关注着怎样尽快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让农民过上好日子。1951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毛泽东要求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自己更是自始至终地通过到各地调查研究，具体指导着这场农村巨大社会变革的进展。毛泽东多次亲临浙江农村，调查研究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推动全国的农业合作化。

1953年底至1954年初，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期间，多次听取浙江省委领导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并对汇报中提到的新登县（现属杭州市富阳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新登县是个只有5万人的小县，在党和政府“组织起来”的号召下，1952年初就试办了全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浙江省农业合作化的开展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因此，毛泽东决定到新登县去看看。1954年1月14日清晨，由浙江省公安厅同志带路，毛泽东和几个工作人员驱车前往新登县。到达距离县城5公里的松溪乡松溪桥东时，因无法通车，毛泽东等人便下车徒步向县城方向走去。大约走了3华里，看到路边有个自然村，毛泽东就走进村庄，在一位老大娘的指点下，来到王关林家。这个村庄叫王家水碓村，有10多户农民。1953年初，村民自愿组成了新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王关林是农业社的会计，社部就设在他家。毛泽东询问了王关林的个人情况，又询问了该村的村名、户数、田亩数及村民成份构成等。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又问村里有没有办合作社、村合作社的名称、全县这样的合作社有几个、群众欢迎不欢迎等问题。当得知新登县有十几个合作社，并很受群众欢迎等情况时，毛泽东就问得更多更详细了：农户入社是不是自愿的？耕牛和大型农具怎么折价、归还时间及从何处支出、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配以及如何记工算账等等问题。王关林虽然不知道来的是谁、从哪里来的，但还是一一作了详细回答：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分红，耕牛和大型农具折价入社，小型农具自带入社。秋收后，没有入社的几户中农见入社的几户收入都有了增加，也自愿参加了农业社。听了王关林的介绍后，毛泽东认为新庄农业社制订的政策合理，并指出，对不愿入社的农户要按政策办事，不能歧视他们，要帮助他们。对耕牛和大型农具要处理好，折价要合理，使他们感到入社对他们有好处。毛泽东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接着毛泽东又问了合作社的农业生产、水稻亩产等情况。毛泽东了解到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地造田，水稻好的亩产可达200公斤。在农技部门的帮助下，合作社改进耕作制度，开始试验改单季为双季，估计亩产可达300公斤。农业技术改进的明显效益使毛泽东很高兴，称赞道：要好好推广。

村民们见王关林家来了一些人，也纷纷赶来看。毛泽东又向其他人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毛泽东临走时，村民们拥着他走到村口。直到20多年后，村民们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来调查合作社的竟是毛泽东主席。

经过实地调查，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新登县的经验，赞赏组织起来的好处。在返杭途中，他还对随行人员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到杭州期间，还去过萧山、德清、杭州郊区、金华等地农村，听取当地汇报，并亲自下农田、入农家、看电站、察海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毛泽东还指派身边工作人员到浙江农村调查；通过警卫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情况；听取浙江各级干部的意见，了解基层的生产、生活状况。

二、通过调查研究，为制定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提供实践依据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思考和抉择重大问题的关键环节。毛泽东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新中国成立后，工作千头万绪，每当要制定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时，毛泽东都要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写就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理论成果，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及 “工业七十条”、 “商业四十条”等重大规划、条例等，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有益的历史借鉴。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后，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这个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很需要有一个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于是，他于1955年11月1日离京南下，一路上分别与天津市、山东省、德州、济南、泰安、兖州、徐州、安徽省、滁州、江苏省、南京、镇江、无锡、苏州、上海市、松江等省（市）、地区（市）等领导座谈，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于5日到达杭州。毛泽东到杭州后，继续进行调查工作，还找江苏、浙江籍的7名警卫战士谈话，了解农村情况，向刚探亲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其家乡情况。用毛泽东的话说，向这些家在农村的战士调查等于间接地到农村调查。毛泽东通过一路调查研究，为起草“农业发展规划”作了准备。此后，毛泽东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又先后召开了两次“杭州会议”，中间还有一次天津会议。在反复讨论和征询意见的基础上，从“农业十五条”，到“农业十七条”，最后扩充成四十条，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这是第一个全面规划全国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内容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卫生教育、文化设施以及道路建设等等，其中的一些指标，都是以1955年为基数的。如规定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粮食亩产800斤的指标，是以当时浙江温岭泽国区已经达到807斤、全省已有17个区12.75万亩达到“千斤田”为主要依据的。浙江在1966年粮食亩产就超过规定指标，1964年棉花和生猪即实现了规定指标。

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办得到。制定“四十条”，反映了毛泽东急切地希望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积极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严重疾病，建设一个富庶而环境优美的国家的愿望。但是，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这一项，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尽管如此，毛泽东为制定这个规划所开展的大量调查研究，无论其精神还是方法，都是值得学习、借鉴和弘扬的。

实行精耕细作和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都是“四十条”提出的措施。这些措施提出的前后，毛泽东都做过调查研究。1954年，毛泽东到浙江绍兴东湖农场调研科学种田。毛泽东在农场一边沿着田塍细看庄稼，一边听取农场领导汇报。东湖农场以前土质差、产量低、生产技术落后，但通过科学种田、研究水稻新品种、大搞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实行合理密植、增加复种指数、改单季稻为双季稻，成功地采取了“良田、良种、良制、良法”的配套技术，粮食亩产由1951年建场时的194公斤，提高到1953年的354.5公斤，成为当时浙江省的高产样板。毛泽东实地调查后，高度赞扬了东湖农场的科学种田法。1958年，毛泽东又到浙江省农科所调研。国家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机械化，减轻农民劳作负担，从国外引进了新的农机具双轮双铧犁。但该犁在北方很受欢迎，在南方却因土质等原因推广不开。浙江省农科所花了不到两元的工本费对该犁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双轮双铧犁比旧式木犁提高工效两倍多，可耕地5寸以上，比旧木犁增深两寸左右。毛泽东在农科所先仔细察看改进后的双轮双铧犁，又到试验田跟在工人后面观看双轮双铧犁耕地情况，最后自己亲自驾犁赶牛，耕了40多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经过亲自调查、实践，毛泽东对浙江省农科所改进双轮双铧犁的工作感到满意，也更坚定了他要在全国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把农业引向现代化、机械化轨道的信心。

三、为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出现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面对探索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也是通过调查研究来寻找解决方案。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但怎样使国家尽快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需要中国自己探索实践。于是，一场采用群众运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搞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初步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领导人。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作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但由于1959年7月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致使纠“左”发生很大反复。进入60年代，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要求全党要摸清情况，做调查研究；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并强调：“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身体力行，组织调查组或亲自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组织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毛泽东要求每个调查组各调查一个情况最好的和一个情况最坏的生产队。

赴浙江的中央调查组由田家英率领，于1月22日到达杭州，经与浙江省委商量，按照毛泽东关于抓两头的调查研究方法，决定在嘉兴县选一个差的生产队，在桐庐县选一个好的生产队。嘉兴县选的是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现属嘉善县），桐庐县选的是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现属富阳区）。中央调查组分为两个小组，立即分赴两地，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存在的大量问题。田家英负责全面领导，重点抓和合生产队。

3个中央调查组出发后，毛泽东也于1月25日晚上离京南下，途中先后与河北、山东、江苏3省领导进行了深入交谈。31日，毛泽东到达杭州。2月6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两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田家英着重把和合生产队的情况，从历史到现状（包括规模、体制、生产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重点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400多斤下降到291斤；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11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和合生产队的情况深深触动了毛泽东，他把嘉兴县委书记找来，深谈了一次。毛泽东鼓励县委书记讲真话，再一次详细了解了和合生产队变成最坏队的原因。

毛泽东还多次与浙江省委领导谈话，从整风整社、克服“五风”、粮食、退赔、自留地、反对平均主义等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着重讨论了社、队规模和公共食堂两个问题。

谈到社、队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起来。几年来并社、并队，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毛泽东认为，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毛泽东提出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在当时，许多人还难以接受。这个问题一直到1962年2月才真正解决。

关于公共食堂，也是毛泽东此次调查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实际上，1959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浙江调查研究时，也了解过公共食堂问题。当时诸暨和萧山两县的领导都向他反映群众不大喜欢公共食堂，并告诉毛泽东：一部分办得不好的，已经散伙了；部分尚在坚持。毛泽东听后感到浙江的情况和有些地方说的不一样。毛泽东指出：办食堂要本着方便群众的初衷，要坚持自愿，不能强迫群众。此次调查研究又了解到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的情况时，毛泽东表示：“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这表明毛泽东已经逐渐改变过去对农村公共食堂的看法。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衡量党的工作是否适合情况的两个标准，即增加生产和群众高兴。这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毛泽东又和浙江省委领导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开始讲，这次离京南下也是一路讲下来。这一回在浙江是讲得最系统的一次。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同时，采纳了田家英关于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

离开杭州，毛泽东赴广州，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做了调研。到广州后，毛泽东与3个中央调查组会合，一面继续调查研究，一面开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3月份，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经反复讨论修改，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10章60条，故称“农业六十条”。

“农业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还需要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广州会议一结束，从中央领导人到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3个调查组，带着“农业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浙江的中央调查组会后即赶回浙江，依然分成两个小组，开展“农业六十条”的讨论和试点工作，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告一段落。根据全国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农业六十条”反馈的意见，党中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了供给制；二是“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个决策受到群众的极大欢迎。

“农业六十条”是党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文件。条例在保持人民公社总体框架的前提下，纠正公社化以来农村实际工作中的若干突出错误，解决了当时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从而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以后“共产风”的再次发生起了某种遏制作用。在政策调整的层面上，条例为纠正错误提供了充分余地，同时清晰地规定了人民公社的政策界限。

通过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11年来的历史，特别是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不断地进行反思和总结，从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坚持不懈地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这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系原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本文为“老一辈革命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