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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杜立特行动”中的浙江贡献
发布时间: 2024-03-15

 2023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美国,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宴会的演讲中,讲述了1942年中国军民勇救美国杜立特中队飞行员的故事,他说:“浙江衢州有一个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当年获救的美国军人的后代经常来到这里,向见义勇为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

时光荏苒。习近平主席提到的杜立特行动,已经过去81年。81年前的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的16架B-25型轰炸机,秘密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此次空袭由杜立特中校指挥,史称“杜立特行动”。

正如习近平主席演讲所述,“杜立特行动”与浙江、与衢州有着密切关系。正是浙江民众的无私营救,使得“杜立特行动”从一场几乎有去无回的战斗,变成了中美两国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成功范例,两国人民也因此结下了深厚友谊。那么,浙江到底为“杜立特行动”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一、衢州机场是“杜立特行动”的主要降落机场  

“杜立特行动”要取得成功,飞机降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B-25是大型轰炸机,它能从航母上起飞,却无法在航母上降落。因此,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能供B-25降落、加油后继续飞往大后方的机场,成了“杜立特行动”的关键。由于当时浙江以北的山东、江苏等地机场已经沦陷,杭州笕桥机场也被日军占领,中国沿海可供美军轰炸机降落的机场并不多。在此情况下,位于浙西腹地的衢州机场经过评估,成为最理想的目标机场。

衢州机场之所以被“杜立特行动”选为降落机场,一是因为它孤悬敌后,还没有被日军占领。二是因为它是未被日军占领又离日本最近的中国东部机场。三是机场条件较好。为准备对日作战,衢州机场在1941、1942年间进行过大规模扩建。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动用几十万人力和手工劳动,建成了宽60余米、长1200米的土石跑道一条,隐蔽线4条共5000米,适合各种机型的起降和隐蔽。四是衢州驻有空军的一个航空总站,管辖衢州和临近衢州的江西、福建等地的多个军用机场,紧急情况下便于指挥协调。

二、浙江是“杜立特行动”飞机迫降和坠毁最多、营救飞行员最多的省份   

4月18日“杜立特行动”前夕,美方将飞机降落时间正式通知给衢州机场。然而,当日,美军航母还未到达预定海面,就被日本巡逻船发现,16架轰炸机只能提前起飞执行轰炸任务,并于当晚9点左右抵达浙江上空,比预计返航时间整整提前了10个小时。由于美方未向中方通报这一突发情况,衢州机场按规定在夜间没有开放。杜立特中队在飞机燃料耗尽、仍找不到机场标志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就近迫降或跳伞逃生,没有一架飞机在衢州机场降落成功。

虽然飞机未能在衢州机场降落,但16架飞机除8号机因油料不足飞往苏联的符拉迪沃斯克外,其余15架飞机均朝着衢州机场方向飞行,其中有11架飞机坠毁在衢州及邻近的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另有4架飞机因油料不足,没能飞到衢州机场,被逼在浙江沿海迫降。据统计,浙江共落下8架飞机,是落下飞机最多的省份,它们分别是临安的1号机、遂昌的3号机、淳安的10号机、宁波鄞州的2号机、象山的6号机、三门的7号机、淳安的12号机、三门的15号机。另有6架飞机越过衢州上空落在江西,1架落在安徽。

正因为如此,浙江也是营救美国飞行员最多的省份。除落在浙江的飞行员被当地民众所救外,还有一些飞机虽落在省外,但飞行员在浙江上空跳伞,也被浙江军民所救。

三、衢州第13航空总站是被营救飞行员的主要转运地

B-25轰炸机的机组人员共5人,其中正副机长、领航员、投弹手、枪手各1人。16架B-25轰炸机,共有80名飞行员参加了“杜立特行动”。完成任务后,除8号机5人因迫降落在苏联境内外,其他75人均落在中国境内。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如此艰苦和危险的条件下,落在中国境内的75名飞行员,除3人丧生、8人被日军抓获外,竟有64人被各地民众营救。他们中又有51人在中方的统一安排下,被送往衢州的空军第13航空总站集结,然后由第13航空总站统一送往中国的战时大本营——重庆,在重庆,他们或回国或转至飞虎队继续对日作战。其余 13人则通过其它地方回到重庆和桂林等后方。

空军第13航空总站,位于距衢州市区10余分钟车程的汪村,当时管辖着衢州、丽水、建瓯、玉山等地的机场。这里不仅有防空洞,还有办公室、中山堂、宿舍及可容纳百余人住宿与餐饮的场所。美军飞机坠落后,第13航空总站才接到上级命令,要求积极配合各地营救,并转运幸存的美军飞行员。据资料记载,被集结到第13航空总站的51名飞行员情况如下:

1、落在临安的1号机5位机组人员,于26日下午被营救人员送到衢州。他们中有“杜立特行动”的负责人——空军中校杜立特。幸运的是5人中只有领航员亨利·波特扭伤了脚。

2、落在宁波鄞州的2号机5位机组人员,在当地军队的护送下,顺利到达衢州。

3、落在遂昌的3号机的4名机组人员由村民护送到衢州,遗憾的是另1名机组人员因来不及跳伞,牺牲在坠毁的飞机里,他的棺木通过水路被送到衢州,在当地安葬。

4、落在闽浙赣交界处的崇安北部的4号机的2名机组人员,从江西上饶坐火车到达衢州。

5、落在江西玉山的5号机,有4名机组人员在浙江江山境内跳伞,因离衢州机场最近,有2名机组人员在19号下午3点就被送到了衢州。其余3人随后陆续被送到衢州。

6、落在淳安的10号机的5名机组人员中有4人于22日到达衢州,1人于26日到达衢州。

7、落在安徽歙县的11号机的5位机组人员,在当地军民的护送下,于20日夜到达衢州。

8、落在淳安的12号机的5名机组人员,乘车到达衢州。

9、落在江西鄱阳的13号机的5名机组人员,由鹰潭坐车,于22日到达衢州。

10、落在江西广丰的14号机的5名机组人员,受到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接见和宴请,于20日晚坐火车到达衢州。

11、同样落在三门的15号机的4名机组人员与7号机的1名机组人员,由当地政府派人护送到衢州。

需要说明的是,少数飞行员的营救地点有不同说法,如时任衢州第13航空总站技术官的钱南欣曾回忆,4月19日上午9时许,有农民送来2位美军飞行员,他们是在常山跳伞后被救的。但这一说法,目前并无档案记载。

陆续集结在衢州的51名机组人员,得到第13航空总站的热情招待,还专门请来会做西餐的厨师和最好的西医照料他们。当人数集结到一定程度时,就由中国军队护送,分批撤往重庆。撤离行动从4月29日开始,直到5月3日晚,才全部撤完。

四、三次受邀赴美参加纪念活动的8位营救者及其后代、亲人代表都来自浙江  

据战后统计,除当场被中国民众所救的64人外,飞往苏联的8号机组5人于1943年5月获救,被日军俘虏的8人中有4人在战后获救,使得“杜立特行动”幸存者人数达到了惊人的73人,80人中仅仅牺牲了7人,“杜立特行动”取得巨大成功。

飞行员回国后,受到了美国英雄般的对待。杜立特中校于1944年被越级提拔为中将,1985年又被授予四星上将军衔。所有80名机组人员被授予特殊飞行十字勋章。为纪念这次行动,美国于1944年拍摄了电影《东京上空三十秒》,获得奥斯卡最佳特效奖,片中以较大篇幅还原了中国人民勇救美国飞行员的场景。此后,美国拍摄的《中途岛战役》《珍珠港》等电影,都描述了“杜立特行动”的相关内容。

杜立特中队的飞行员们成立了“杜立特突袭者协会”,每年4月18日,他们都会进行纪念活动,追忆这次行动并铭记当年冒死营救过他们的中国恩人。久而久之,中国人民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故事在美国广为人知。此后,他们的后代又成立了“杜立特突袭者后代协会”。它们都是美国很有威望的社会团体。

1992年3月13日,5位来自浙江的老人陈慎言、朱学三、曾健培、赵小宝、刘芳桥,被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应邀参加“杜立特行动”50周年庆典活动。时隔50年,当年的年轻小伙、小姑娘都变成了耄耋老人。美国飞行员与当年的救命恩人紧紧相拥。

2002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前夕,中国在华盛顿举办了《历史的回忆》展览,赵小宝再次受邀参加展览会,与杜立特中队队员会面。

2012年4月18日,“杜立特行动”70周年纪念活动,又有3位来自浙江的营救者后代和亲人代表受邀参加,他们是廖明发、贺绍英和胡达仙。

前后三次,营救者及其后代、亲人代表共有8人9人次受邀参加美国举办的纪念活动,他们均来自浙江。

1、陈慎言。来自浙江临海,毕业于东南医科大学,是台州第一家现代医院也是台州地区医疗条件最好的恩泽医院院长陈省几的长子。1942年4月21日凌晨,陈慎言受临海县长之托,紧急赴三门县救助7号机组受伤人员。经检查,机组人员中有4人不同程度受伤,尤以机长劳森伤势最重。在对伤员作了紧急处理后,陈慎言果断决定连夜将4人接到恩泽医院救治,并和美国军医一起对劳森做了截肢手术,保住了他的性命。后因战事渐紧,恩泽医院不再安全,陈慎言又一路护送4人至桂林,此后4 人于6月3日登上飞机回国。回国后,劳森以自己的经历为背景,写出了《东京上空三十秒》的回忆录,次年被拍成同名电影,使中国人民和恩泽医院救助美国飞行员的壮举第一次为世人所知。

2、朱学三。来自浙江临安,时为临安天目中心小学的教师。1942年4月19日清晨,朱学三接到村民报告,说发现两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请他去看看是谁。朱学三到现场后,发现当地军民正与两个外国人对峙,他用英语与两人进行了简单交谈,当得知他们是轰炸日本的英雄时,便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中休息,为他们做了可口的饭菜。随后,朱学三根据村民报告,在天目山又救下另一名美国飞行员。下午1点,朱学三和当地军民护送3名获救的美国机组人员到达浙西行署,与已获救的机长杜立特等另外2人会合。至此1号机组的5名机组人员全部获救。

3、曾健培。来自浙江嘉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时任安徽歙县军邮站站长。11号机的机组人员被当地老百姓送到歙县县政府后,由精通英文的曾健培作为翻译负责接待,几天下来,双方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为机组人员找来一瓶上海牌啤酒,这在当时可是罕见之物,给5名机组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报答曾健培当年的热情款待,1992年曾健培受邀访美时,11号机的机组人员专门拉来50瓶啤酒,象征性地回赠给曾健培,以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值得一提的是,促成美国杜立特突袭者协会与中国营救者重新建立联系的正是曾健培。1989年,他试着给已成为四星上将的杜立特写了一封长信。没想到一个月后,他就收到了杜立特的回信。杜立特在信中诚恳地说:“谢谢你们已经为时过晚,在1942年4月间,由于中国人民的勇敢,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的性命才能保存下来。”一年后,杜立特的好友,时任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副总裁穆恩受托踏上了到中国寻找救命恩人的路途。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中断多年的友情得以延续。

4、赵小宝。来自浙江三门。1942年4月18日晚,赵小宝突然在自家猪圈发现4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后来双方一通比划,联想到刚才的一声巨响,才明白这4人是从飞机上掉下来的飞行员。善良的赵小宝夫妇虽然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但知道他们是来打日本鬼子的,赶忙把他们让进屋里,翻出几套衣服给4人穿,又从邻居家里借了4个鸡蛋,给他们做饭。为了让这几个飞行员睡个好觉,新婚不久的夫妻俩还把婚床让给了他们。第二天天还没亮,赵小宝夫妇又找到了失散的另一名飞行员,傍晚时分,赵小宝从村里借了一条小船,让他们穿上渔民的衣裳,掩护他们转移到三门县城。至此,15号机的5名机组人员全部获救。

5、刘芳桥。来自浙江遂昌。1942年4月18日夜,3号机机长格雷跳伞降落在遂昌县西畈乡岩坑村。第二天,村民发现了受伤的格雷,安顿好后,因当地并不安全,村里决定将格雷转到安全地区,这个任务交给了年轻力壮的刘芳桥。山路陡峭而狭窄,格雷走了几步就气喘吁吁,刘芳桥就让格雷搭在自己肩上一步一步往下挪。此后多年,刘芳桥对他孙子说:这段路是他这辈子走过最累的路。到达目的地后,格雷感激涕零,久久拥抱着刘芳桥,并送了他两枚美国硬币表示感谢。

6、廖明发。来自浙江江山。其父亲为救下3号机领航员奥扎克的廖诗原。1942年4月19日,身为龙头店村保长的廖诗原带着三个兄弟,用一把躺椅把奥扎克抬到了家中,让其在自己家休养了五天,还特意为奥扎克做了贵客才能享用的鸡蛋羹和红米稀饭,帮助他更好养伤。临别前,奥扎克送给廖诗原1美分硬币,以做纪念。前几年,江山市有关部门对廖明发的老宅进行了保护性修缮,为历史留住了珍贵记忆。

7、贺绍英。来自浙江绍兴。其父亲为时任浙西行署主任的贺扬灵。当年杜立特1号机坠毁的天目山地区,就属于贺扬灵的辖区。在接到下属的报告后,贺扬灵迅速组织救援,并对获救的5名机组人员作了妥当安置。4月20日,他应杜立特的请求,向重庆发出电报,由此美方才第一次得知杜立特等人获救的消息。在贺扬灵的安排下,22日晚,浙西行署还为杜立特一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晚会,杜立特对当地军民发表了抗日演讲。26日,贺扬灵为1号机的机组成员备好车马食物,将杜立特等5人平安送往衢州。

8、胡达仙。来自浙江宁波鄞州。其丈夫是时任鄞县东钱湖区署抗日游击中队队长李森林。当李森林接到咸祥镇南头村南星塘有美国飞机降落、要求尽快营救飞行员的消息时,立即上山搜救并顺利找到2号机的5名机组人员。由于当时宁波已被日军占领,营救行动时时处于危险当中,李森林又率游击队护送5人至义乌火车站,由义乌再转往衢州,平安脱险。当日军得知咸祥有美国飞行员时,在当地抓了40多名村民,严刑拷问飞行员的去向,有4名村民被活活逼死。而李森林在完成任务回到驻地后,也不幸被日军抓捕杀害。

 五、浙江有多处纪念营救美国飞行员事件的场馆、设施和旧址  

为纪念中国人民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壮举,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多地建造了纪念这一壮举的场馆或设施,并加强了对历史旧址、文物的保护。这些纪念场馆、设施、旧址和文物,在铭记历史、以史为鉴、赓续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杜立特突袭者后代协会”等友好团体及杜立特中队的后裔多次探访这些场馆和旧址,表达对中国人民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感谢之情。目前在浙江境内建有的纪念场馆、设施和旧址情况如下:

1、衢州空军第十三航空总站旧址。衢州第十三航空总站,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者。目前,此地保留了一幢西式小洋房,这是当年第十三航空总站站长陈又超的办公室兼卧室。洋房的院落也得以保留。除小洋房外,此地还保留了当年的防空洞。防空洞由当地采石形成的山洞改造而成,内部面积约200多方。洞口石壁上刻有2号机组2名飞行员的名字。为防日军飞机轰炸,被营救的飞行员白天藏在防空洞中,晚上才出来活动。在此,飞行员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第十三航空总站旧址目前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2、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因为衢州在这段历史中的特殊地位,衢州市于2018年10月建成了该纪念馆。这是全球唯一由杜立特突袭者协会、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双认证的纪念馆,面积400余平方米,展板包括盟国的计划、衢州机场的准备、突袭东京、营救雄鹰、中美友谊等内容,同时展出的还有“大黄蜂”号航母模型、B-25轰炸机模型、大量历史照片,以及中美各方借展或捐赠的文物、文献共200多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美国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代表等参加了开馆仪式。当3号机奥扎克的女儿看到已故父亲当年的照片,激动地跪在展板前久久不能起身。

3、江山市中美联手抗日纪念馆。该馆位于江山市保安乡,占地面积900多平方米,于2016年4月18日开馆。纪念馆分为七个展厅,通过文字、大量模型、壁画等手段进行陈列布展,展示了74年前江山民众营救6位美国飞行员的朴实故事。

4、江山市档案馆等档案馆。江山市档案馆设有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固定展览。馆内的特展室珍藏有中国人民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历史照片、美方寻找中国营救者代表团捐赠的写有中文“多谢”两字并有44名飞行员签名的金属牌匾。尤其珍贵的是保存了大量大大小小的B-25轰炸机的残片,以及用残片打成的铝锅等生活用品。此外,浙江省档案馆、衢州市档案馆、宁波市档案馆等相关档案馆也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  

5、遂昌县1942遂昌民众营救美军飞行员纪念馆。该馆位于遂昌县王村口,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于2018年9月建成开馆。纪念馆共分为国破山河碎、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反击东京湾、民众营救飞行员、日军血腥报复、中美友谊长存六大板块,生动展现了“杜立特行动”以及遂昌民众营救5号机飞行员和遭受日军疯狂报复的史实。

6、临海市恩泽医局旧址。恩泽医局旧址位于临海市古城街道,建造于1901年,占地面积2270平方米,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作为 “台州恩泽院史馆”,建筑内外进行了全面修缮,基本恢复了历史原貌。现馆内辟有1942年救治美国飞行员的展厅,恢复了当年为15号机机长劳森做手术的手术室,以及4名美国飞行员养病的病房。建成开放后,已接待多批美国友人。美方也在此捐赠了写有中文“多谢”两字的金属牌匾。

7、宁波市鄞州区正义和平亭。2015年8月,鄞州区在2号机迫降的咸祥镇南头村南星塘遗址上,建起了一座高4.18米的纪念亭,寓意营救事件发生在1942年4月18日。亭的下方刻有鄞州军民冒死营救美国飞行员故事缩影的浮雕。目前,该亭是鄞州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除了这些纪念场、旧址和文物在无声述说着这段历史外,还有不少官方和民间的研究人员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持续研究,陆续还原了当时飞机降落的地点、飞行员被营救的地点、浙江民众营救飞行员等诸多细节,为后人了解这段英勇的历史作出了贡献。江山市档案馆原馆长徐青、衢州市民郑伟勇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的两位,徐青曾收集了大量B-25轰炸机的残片,并倡议建立了江山市中美联手抗日纪念馆。郑伟勇曾4次应邀赴美参加“杜立特行动”的有关活动,并为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的建立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以上5个部分,足以说明浙江在“杜立特行动”和营救美国飞行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浙江人民在81年前做出的伟大贡献。这种贡献,跨越时空,越发显出其非凡的价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用这些宝贵资源,教育青年和群众不忘历史,接续荣光,勇毅前行。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勇救美国飞行员的英雄。英雄不仅仅是赴美出席纪念活动的8人,也不仅仅是那些书上有名有姓的营救者,而是那些成千上万参与营救美国飞行员的默默无闻的浙江人民。1990年,美国寻找营救者代表团曾经在浙江、江西一带找到几十位当年参与过营救的老百姓,但他们没有一人向美方索取任何感谢和报酬,他们认为这样做天经地义。营救,与报酬无关,只为心中的道义。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营救美国飞行员付出惨痛代价的浙江人民。为了报复美军轰炸日本、消除衢州等机场对日本本土的威胁,日军随后发起了浙赣战役,25万浙赣沿线的军民被日军杀害。衢州作为浙赣战役的中心,城市和机场受到了彻底破坏。据1942年9月2日《东南日报》报道:“衢县敌溃退时,在城内外大肆纵火,城外民房尽成瓦砾,城内民房亦仅1/10。”日军还对参与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村庄进行了残酷报复,大量房子被烧毁,许多村民被枪杀。如江山市长台镇和清湖镇,两镇居民被日军残杀27人,烧毁房屋88间,房产和财物损失达40万元。在衢州、金华一带,日军还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至今衢州还有不少细菌战伤残人员,生活不能自理。

我们更不会忘记浙江儿女在大难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以国为家、精诚团结、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不断迎接挑战,战胜困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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