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22年西湖会议研究，学术界在会议时间、会议内容、历史意义等诸多方面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于西湖会议会址问题，却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在西湖游船上，有的说是在新新饭店，也有的说是在西湖边的某个名人住宅或学校。由于没有文献记载，西湖会议会址就成了历史之谜。

我这篇文章认为西湖会议是在西湖画舫上召开的。其理由如下：

一、西湖会议为什么选择在杭州召开

首先是安全考虑。建党初期，上海租界已密切监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活动，正像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说的那样，“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中共一大由于侦探的破坏，最后一天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中共二大鉴于“环境的限制”，“决定人数众多的大会不必经常举行，以免遭到麻烦”。1922年8月初，陈独秀再度在上海被捕入狱，虽保释出狱，但也在租界侦探的严密监视之下。相对而言，杭州西湖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中外游客比较多，开展党的活动反而不会引起太多注意。

其次是交通比较方便。在西湖会议前后，陈独秀、李大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孙中山、张继等人在上海频繁会晤，日程安排非常紧凑。这样，开会地点除了要考虑安全因素外，还不能太远，以免影响日程安排。当时沪杭铁路已经开通，每天上海和杭州之间有多班火车对开，沿途有多个站点停靠，单趟最快仅需3.5个小时左右。

再是徐梅坤和于树德的周密安排。中共一大在上海无法继续开会后，曾有代表“建议到杭州西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最后选择在嘉兴南湖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李达夫人王会悟能够负责会务，一手操办“会议代表的接待、安排和转移”。西湖会议召开也有这个条件。当时徐梅坤和于树德正在杭州开展建党活动，且两人分别由陈独秀和李大钊介绍入党，与其他代表也比较熟悉，可以为会议召开提供会务保障。

二、西湖会议为什么可以在西湖召开

首先西湖上有可供开会的画舫。有的人否定西湖会议在西湖游船召开，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西湖上只有小型露天手划敞篷船，没有大游船。据《杭州市志》等文献记载，西湖游船始于唐，盛于宋、元、明、清。民国时期西湖上有木制手划船、专供载货的大船和蓬船3种。其中蓬船，又称大游船或画舫，分为三进，中间二进可摆一二桌酒席，三进备有床铺，供客人休息。这种船在抗战前约有十多只，抗战胜利后仅剩3只，到新中国成立时，西湖上就基本上只剩手划船了。因此，在1922年，西湖是有可以开会的大游船的。

其次是在西湖上开会可以确保会议安全。据文献记载，当时在西湖之畔的北山路上，昭庆寺（今杭州少年宫）、新新旅馆（今杭州新新饭店）、岳坟前均有游船码头，可以让参会人员从不同途径汇集到西湖蓬船开会，开完会后又可以分散开去。特别是新新旅馆1922年2月新楼建成后，成为杭州最豪华的旅馆，设有中西餐厅、弹子房、舞厅、酒吧，还可以为游客提供火车接站和英语服务，具有接待国内外高端人士的能力。

再是在西湖游船开会有实例可查。在西湖会议召开前的1个多月，即7月2日至3日，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就是在杭州西湖游船上召开的，高君宇、杨贤江、朱自清等10人参加。为传达中共三大精神，1923年夏，杭州地方党组织也在西湖游船上召开过党员大会。瞿秋白、徐梅坤、倪忧天等都对这次会议有所记载。

三、在西湖开会的史料依据

研究西湖会议会址，目前只能依据亲历者的记述及有关文献资料。陈独秀和马林称这次会议为“杭州会议”，张国焘称“西湖会议”或“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蔡和森始终称“西湖会议”。只有这次会议与西湖密切相关才会被冠以“西湖”这个定位。所以“西湖会议”这个称谓本身就是对会址的最有力的注解。这与少年中国学会年会被冠以“西湖年会”“杭州年会”“杭州大会”等称谓相类似。《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也将这次会议表述为“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

原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杨福茂曾于1987年拜访过徐梅坤。徐梅坤明确告诉他，西湖会议的会务是他和于树德安排的，会议是在西湖游船上召开的。杨福茂回杭州后曾专门和杭州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有关同志通报过这件事情。

以上就是我对西湖会议会址这个历史之谜的粗浅研究。总之，杭州西湖上有可供开会的画舫，有成功开会的实例，会议的亲历者和保障者共同指向会议的地址在西湖，可以得出西湖会议是在西湖游船上召开的、西湖画舫别样红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