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

邓小平同志生前非常关心浙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他曾至少20次亲临或经过浙江，足迹遍及钱江两岸。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他3次来浙，情系浙江的改革开放。浙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与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息息相关。西子湖畔留下了一代伟人的足迹和许多佳话，浙江人民永远怀念他。

战争岁月浙江情

1.任中央秘书长指导浙江工作。1927年12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其间，他直接参与了几次中央纠正浙江省委“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工作。

12月3日，浙江省委将制定的《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报送中央，大纲提出立即组织武装暴动。12月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浙江省委的暴动计划大纲，但并没有给予支持。邓小平列席了这次会议。12月18日，由邓小平起草发出的中央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信指出：“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

1928年1月24日，邓小平列席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并作记录。在会上，他报告了与浙江省委负责人卓兰芳的谈话经过。会议讨论浙江暴动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停止浙江不具备条件的一些暴动。2月11日，由邓小平参与起草的中央致浙江省委信《对二月份工作计划及浙江党的工作方针决议案的意见》中，严肃批评了浙江盲目组织发动暴动的错误，认为“事实上当时在浙江各地并无‘自发的暴动’，主客观上都不是一个全省总暴动的开始。以这样不清楚的错误的决议，必然要影响到浙江的工作的。”6月1日，由邓小平组织起草了中央致浙江省委信《对浙江目前工作的指示及对省委领导成员的安排意见》。

对于５月23日浙江省委在宁海亭旁（现属三门县）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史称亭旁暴动）一事，邓小平列席了1928年6月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并作记录。会议听取了关于亭旁暴动的情况报告。事后，中央在给浙江省委的信中指出：这次用游击斗争方式去求群众斗争的扩大与发展，中央认为是必要而且正确的策略。但也认为，“只有军事上的计划与行动，反而忽视发动群众的工作，这便失掉游击斗争的本意了……这一错误应当明显的指出。”

此间，邓小平还参与了中央对浙江省委宣传工作的指导。1928年期间，浙江省委先后编印了《湖波》《教育杂志》和《出路》等报纸和刊物，并及时报送中共中央。邓小平自己或组织有关人员曾多次对浙江省委的刊物进行过指导，如10月28日，中共中央致浙江省委信《关于农村斗争的口号、请愿运动的方式、反帝运动的口号等问题，以及对〈教育杂志〉的意见》；11月3日，中共中央致浙江省委信《对〈湖波〉第二期内容的意见》；11月17日，中共中央致浙江省委信《对〈出路〉第一期内容的意见》；12月8日，中共中央致浙江省委信中关于审查出版《教育杂志》的意见等。

2.任总前委书记与实施京沪杭战役。1949年，邓小平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为杭州和浙江全境的解放，以及新政权建立作了缜密部署和具体实施。

3月26日，邓小平在安徽蚌埠孙家圩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部署渡江作战。事后，组织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经中央军委同意后，确定4月22日实行总攻。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并胜利解放南京前后，长江沿岸国民党守军纷纷向浙赣线及杭州、上海撤退。

为干净彻底歼灭逃敌，4月24日，邓小平致电部署沪杭作战步骤。5月3日，杭州宣告解放。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至此，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

杭州是全省较早解放的城市，而且在解放前就有中共杭州市委。这样，杭州市委新旧组织交替的成功与否，将成为全省乃至解放大军渡江后南方各基层建立党组织的范例。5月14日，邓小平起草了华东局对浙江省委关于成立新杭州市委报告的批复。指出：“对杭州新旧交替的决议很好，已转中央。望本次精神，完满的达成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会师，团结全体党员建设新杭州。你们在会师问题有何具体经验，有些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望经过若干时间之后作一次总结报告。同时你们应在新旧市委交替之际，将原杭州秘密党的组织状况，作一详细报告。”

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的《浙江省委关于成立杭州市委的决定》上批示：“兹将杭州市委重组的文件转发你们，请采取此项经验解决华中各城市的组织问题。”由于中央、华东局和省委的高度重视，通过一系列耐心细致的工作，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各地会师和新老组织交替中的协调配合，保证了城市接管和新区开辟工作的顺利进行。

运筹帷幄钱江岸

1．参与修改宪法草案第一次浙江行。1952年8月7日，邓小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由32名委员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邓小平是委员之一。

1953年12月28日，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的几个成员抵达杭州，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根据毛泽东的安排，1954年3月5日，邓小平到达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修改工作。在杭州的起草小组对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三读稿所提修改意见十分重视，经过认真研究、讨论，在3月9日写出四读稿，提供给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3月14日，邓小平回到北京。这是有记载的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第一次浙江行。

2.审议中央全会公报政府工作报告。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紧接着，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七中全会结束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杭州。

邓小平在参加了上海的两个会议后，4月6日下午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同志由上海乘火车到达杭州。当天，邓小平与刘少奇、周恩来研究最近几天的工作，主要是审定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和商量周恩来准备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4月7日、8日，邓小平在杭州饭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4月7日、9日晚，邓小平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刘庄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4月10日，邓小平离开杭州返回北京。

3.负责筹组中央工作会议。1961年4月21日，毛泽东从南昌乘专列抵达杭州。4月24日，邓小平陪同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抵达杭州。25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饭店会见凯莱齐。

同时，25日上午，邓小平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个会主要是针对当前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讨论。于是，邓小平即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共同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要求：“到会各同志利用此时对农村工作若干关键性的问题：食堂、粮食、供给制、三级管理、柴山、三包一奖、耕畜归大队小队、一二类县社坚决整风退赔、恢复手工业、供销社以及其他问题，进行重点调查，切实了解情况，向群众寻求真理，一个个得出答案，以便讨论，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25日晚，邓小平和周恩来、田家英到毛泽东在杭州的住处开会，讨论5月中央工作会议通知稿。毛泽东向他们谈了他在阅看大量调查材料之后对农村工作形成的一些新的看法。26日下午1时，邓小平从杭州回到北京。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中央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继这年3月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对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

4.参与社教运动政策文件的讨论制订。1963年11月3日至9日，邓小平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有华东局负责人和华东各省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就《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进行讨论修改。期间，毛泽东还同刘少奇、邓小平等研究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商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扩大宣传范围。过去中央多次通知不许各地方报纸刊物写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现在要开禁，中央、中央局、省级的报刊都可以写反修文章。第二、扩大传达范围。过去只是在党内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的文件，现在一直传达到基层支部书记。同时以提纲的形式，向工人、农民、学生群众作报告，普遍传达一次。

5.听毛泽东讲“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1966年4月9日至12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根据毛泽东的安排，4月16日，邓小平和周恩来、彭真乘飞机到上海后转赴杭州。16日至24日，邓小平参加了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在22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作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说：“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 

6.讨论“文化大革命”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开始，但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1966年6月9日，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陶铸等乘专机飞抵上海，然后乘车去杭州。当天下午，他们向毛泽东作了简单汇报。6月10日下午，邓小平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改革学校招生办法。会议决定本年秋季高校延期开学。6月10日至12日，邓小平在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研究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委托刘、邓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

6月11日，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在杭州与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举行会谈。6月13日，邓小平离开杭州回到北京。14日，邓小平和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而他们即将要面对的，是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汹涌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潮。

外交活动在杭州

1.决策应对苏共中央发生的重大事件。1957年7月1日，毛泽东飞抵杭州。7月2日晚10时至12时，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听取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有关苏共中央将于7月4日发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阴谋集团的决议》。7月3日晚和4日晚，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出席，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阴谋集团的决议》和如何表态问题。

7月5日上午，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乘飞机到杭州。当日下午，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并一起研究关于苏共中央全会的问题。主要汇报和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当晚，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陪同毛泽东会见专程来中国通报苏共中央全会情况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7月6日上午，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乘飞机返回北京。

2.为毛泽东出访苏联作准备。1957年9月，受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中共中央决定将派出以毛泽东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等活动，代表团副团长宋庆龄，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等人。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主要为11月访问苏联做准备。22日，邓小平飞抵杭州。当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召集邓小平、陆定一等人开会，主要是谈访苏期间毛泽东讲话稿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在苏联期间的正式讲话稿主要有：11月2日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机场欢迎仪式上的讲话；11月6日在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月14日、16日在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2个讲话；11月18日在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0月23日，邓小平回到北京。

3.讨论中苏和中印关系问题。1959年11月28日上午，邓小平和周恩来、彭真从北京乘飞机到杭州。28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开会，讨论对印度总理尼赫鲁11月16日来信的复信及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

1959年10月21日，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武装冲突。11月7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提出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20公里的建议，并建议两国总理近期举行会谈。

11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给尼赫鲁复信问题、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及养猪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出席。11月30日至12月4日，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通称为杭州会议），讨论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问题和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

12月3日，邓小平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会议，讨论中印尼关系和华侨问题。1959年5月以来，印度尼西亚发生排华活动。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凡是受到反华排华事件影响的华侨，愿意回国的，我们欢迎。但要对有关国家讲清楚，华侨的财产不能侵犯。这符合国际法，我们理直气壮。

12月4日下午，邓小平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问题。毛泽东作长篇讲话。12月5日，邓小平与刘少奇等乘火车离开杭州。

4.陪同金日成赴杭州会见毛泽东。1960年5月19日下午和20日晚上，邓小平和周恩来在北京与来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内阁首相金日成会谈。5月21日下午，邓小平和周恩来陪同金日成飞抵杭州。当晚，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金日成，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会谈持续到24时才结束。22日早上8时，周恩来、邓小平等到杭州机场送金日成去北京。

5月22日下午至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破裂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以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八大三次会议问题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有关问题等。5月23日上午，邓小平与周恩来返回北京。

5.迎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1963年4月26日，毛泽东从上海乘专列抵达杭州。5月7日至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稿。5月10日下午，周恩来、邓小平乘火车抵达杭州，他俩参加了11日晚上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5月19日，邓小平到杭州机场迎接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当日，邓小平还在杭州会见了来访的越南劳动青年团中央书记黎平。5月21日，邓小平等在杭州会见威尔科克斯。

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威尔科克斯，双方就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稿征求意见，邓小平等在座。5月23日上午，邓小平从杭州回到北京。5月25日，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声明上签字。

钱塘情怀公仆心

1.协调舟嵊地区党政军统一领导体制问题。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的间隙，1月29日中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有关浙江工作的小型会议，专题研究加强舟嵊地区党政军统一领导问题。

浙江的舟山群岛和嵊泗列岛（嵊泗县）简称舟嵊地区。解放军舟嵊要塞区成立后，所辖5个守备区分别驻守定海、普陀、岱山、衢山、嵊泗，基本按原1个县设1个守备区的要求布防。由于党政与军事体制的不顺，各方面工作协调较难，对整个舟山群岛的渔业生产、交通运输等都带来极大不便。

1960年2月，南京军区党委鉴于舟山群岛重要的战略地位，建议舟山要以国防建设为主，实行军民联防、军民联建、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紧密结合，军事上它应该成为一个特殊地区，并就陆海军和地方政府如何实施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等重大问题，专题报告中央军委。此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赞同，并有了1962年邓小平召集的这次包括党政军部门在内的央沪苏浙四方领导协调会议。

在大家汇报了各自情况后，邓小平指出，舟嵊地处国防前线，对保卫上海、杭州湾和长江口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军队领导体制与地方党政管理体制不统一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原则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实行平时统一经济建设，战时统一指挥的体制，并强调大家都要有全局观念。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和邓小平的指示，2月21日，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央提出恢复舟山专区的报告。4月12日，中共中央予以批复同意，正式恢复舟山专区及定海、普陀、岱山、嵊泗（从上海市划入）4县，撤销原舟山县建制，并增设大衢县。地、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均由驻军领导兼任。1987年，舟山地区改为舟山市。历史证明，舟山地委和专区的恢复，对于巩固国防，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和发展舟山地区的工农渔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2.号召学习驻杭某部队“硬骨头六连”。“硬骨头六连”于1975年换防浙江时，部队番号是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集团军第一师第一团六连。邓小平曾4次勉励六连，“硬骨头六连”也是唯一出现在《邓小平文选》里向全军推荐学习的人民解放军连队。

1977年8月23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对学习“硬骨头六连”作了重要论述：“对连队来说，学‘硬骨头六连’是对的，因为‘硬骨头六连’的作风不只是一个连队的作风，所有的连队以至各级干部都应该像他们那样勤学苦练，有他们那种政治思想。但是，单单学习‘硬骨头六连’还不够，还要努力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和其他许多必要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

1984年1月，在“硬骨头六连”命名20周年之际，邓小平指示有关部门，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六连赠送“发扬硬骨头精神，开创连队建设新局面”的锦旗。1985年6月6日，邓小平签署命令，通令嘉奖并授予六连新的荣誉称号——“英雄硬六连”。1986年12月2日，邓小平接见了参加“全国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经验交流会”的六连副指导员展亚平。邓小平握着展亚平的手亲切地说：“向你致敬！”

3.对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飘》的肯定。1980年6月13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马文·瓦克曼校长率领的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邓小平在谈话中说：“你们有一本小说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有人说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邓小平所说的“对这本书有争论”，就是源于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飘》后所引发的一场社会震动。

粉碎“四人帮”后，出现了“书荒”——人们想看书，却没有书。1979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小说《飘》。重印《飘》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但对《飘》的出版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对出版《飘》的批判之风。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对《飘》的出版给予了充分肯定。消息最先来自1980年6月14日香港《文汇报》登载的美联社13日发自北京的一条电讯稿，尽管只有几百字，但它对中国出版界、文化界来说，如一股春风、一剂强有力的清新剂，给出版和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4.“金温铁路要列入议事日程”。1998年6月11日，金温铁路首班列车“海鹤号”从温州驶向杭州，这标志着中国第一条合资铁路——金温铁路全线正式开通运行。浙西南人民的百年“铁龙”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金温铁路的开通，与邓小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金温铁路建设曾经历了三上三下的考验。金温铁路迟迟建不起来，浙西南人民心急如焚。1984年5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就浙江代表提出的建设金华至温州铁路的建议作出批示：“金温铁路要列入议事日程”。

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经各方面支持，金温铁路的建设有了实质性进展。1992年，得风气之先的温州人大胆提出新思路：发动社会力量，借鉴中外合资经验及到海外筹资等办法，建设中外合资的金温铁路，金温铁路得以顺利建成。金温铁路全长251.5公里，总投资近30亿元。这条铁路填补了浙赣线以东至沿海10万平方公里的铁路网空白，打开了华东地区内地到沿海的通道。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1.远见卓识的发展方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作用，在海内外形成的有几十万人的“宁波帮”群体，是他特别关注的。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晤了“世界船王”、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一行。邓小平感谢包玉刚为国内建设献计出力的爱国行为。包玉刚则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表示非常拥护。会谈虽然只有短短38分钟，但他们已从大陆经济到世界政局，从航运经营到香港前途，涉及到了许多重要问题。邓小平亲自接过包玉刚捐赠的用于在北京建造一座旅游饭店的1000万美元支票，以及捐款1000万美元在上海交通大学建造图书馆的承诺书。1985年9月26日，邓小平不仅亲笔为北京兆龙饭店题写店名，在兆龙饭店举行落成典礼时，邓小平还以友好身份亲自出席了开业剪彩仪式。

1984年5月，在总结4个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中央做出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决定。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再次与包玉刚会见，谈话中，邓小平讲出了一个对宁波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要加快宁波改革开放的步伐，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还指示派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卢绪章去宁波，帮助搞好宁波的对外开放工作，并叮嘱宁波的民航机场问题要解决。

邓小平的号召，引起极大反响。一批当年因种种原因背井离乡，靠自己的辛劳和智慧在海外兴业的游子纷纷燃起了思乡之情。他们或以探亲，或以旅游，或以祭祖的方式回到了故乡，支持国家建设。

2.推动宁波幸运搭上了“末班车”。自从与包玉刚相识以后，邓小平多次劝船王回家乡看看，对船王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举动更是表示赞赏和鼓励。当包玉刚决定捐资创办宁波大学并准备利用北仑港优势兴办北仑钢厂时，邓小平一再表示支持，并要中央领导“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1985年9月26日，邓小平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为加快宁波的开发开放，1985年12月10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在邓小平的关心下，宁波幸运地搭上了“末班车”——被批准为计划单列市，享受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

随着以包玉刚为代表的海外“宁波帮”人士频繁与大陆交往，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宁波帮”人士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的热情。至20世纪末，共有400多位海外“宁波帮”人士为家乡捐资兴办教育、文化、卫生等各种公益事业近2000多个项目，合计人民币6亿多元。“宁波帮”已成为宁波走向世界的桥梁和宁波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支点。

3.寄厚望“宁波帮”于香港回归中。邓小平在构思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十分重视香港同胞在香港回归进程中的重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为了取得在香港问题上的发言权，邓小平频频约见香港各界人士，向他们了解香港情况，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并向他们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政策。特别是包玉刚仅在1981年至1984年4年间就受到邓小平的7次会见，香港问题成为他与包玉刚相识以后谈论最多的话题。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此后，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成为关乎全局的大事。其间，一批宁波籍人士成为重要力量。1985年6月，安子介、包玉刚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邬维庸、马临等宁波籍人士成为起草委员会成员。12月，安子介、王宽诚分别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主持基本法教科文专题小组的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博士，是5个港方召集人之一。

在包括众多宁波籍人士在内的全体起草委员和咨询委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近5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基本法起草工作。1990年2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全体基本法起草成员时，对基本法起草工作予以高度评价，说基本法是“一个有创造性的杰作”，“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香港进入过渡期后，不少人出于对1997年后香港前途的担忧，纷纷撤离香港，导致香港社会经济出现震荡。在此背景下，包玉刚、安子介、王宽诚、马临等宁波籍人士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思想。宁波籍工商巨子还纷纷加大在香港的投资，以实际行动为香港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稳定贡献力量。

1992年以后，一批宁波籍香港著名人士相继被国家聘为港事顾问。1993年和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相继成立时，一批宁波籍著名人士均名列其中，安子介成为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董建华被推举为筹委会副主任，他们都为香港特区政府的筹备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实践证明，“宁波帮”没有辜负邓小平和家乡人民的期望，他们不仅帮助宁波在经济建设中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越，而且在促进香港回归，带动全世界华人、华侨帮助祖国“四化”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钱江畔再促辉煌

1. 1983年鼓励浙江“翻两番有希望”。1983年早春时节，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到江浙沪视察。2月9日，邓小平乘专列从苏州来到杭州，入住刘庄（西湖国宾）一号楼。这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第一次到浙江。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次邓小平来到江浙沪，就是要在这个比较富裕的地区，就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能否到2000年实现小康目标的问题搞调查研究。

当听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浙江到2000年能够翻两番半或三番的回答时，邓小平高兴地说：“你们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工作做得不错，翻两番有希望。我很高兴。”

在杭州期间，邓小平以普通游客身份游览了灵隐寺、三潭印月、岳庙；出席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杭州饭店小礼堂举行的春节团拜会。

邓小平对浙江的亲切关怀，再次激发了全省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更加坚定了浙江改革开放奔小康的信心和步伐。送别邓小平后，浙江省委召开常委会，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把浙江经济建设推上一个新台阶。

2. 1988年：“一个浙江变成了三个浙江”。1988年1月28日至2月10日，邓小平来到杭州。5年前，他曾在这里和浙江省的领导同志谈“翻两番”的问题。5年后的今天，他要亲眼看一看浙江发生了哪些变化，“翻两番”的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

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的浙江，是除宁夏、台湾及海南省以外，全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6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同时也把“大锅饭”时代掩盖起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揭开了，致富的愿望推着农民向土地以外去寻找出路。一批胆大的浙江人，集资创办了各种小型企业。作坊式的小工厂，如雨后春笋在浙江大地纷纷崛起，机器的轰鸣打破了乡村的宁静。

1月29日，在听取浙江省委书记薛驹汇报时，邓小平高兴地说：“一个浙江变成三个浙江。”在听到浙江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时说：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农民自己的创造。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在听到浙江的商品市场、农贸市场发展很快时说：把市场当作一种手段，也可以搞社会主义经济。在谈话中还询问了宁波市利用外资办大学、建钢厂和北仑港的建设情况，说：“可以利用外资，要学会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人家来投资，只要是好的，能带动我们工业发展的，我们应该让他们得利多些，才有竞争力。”

邓小平的这次浙江之行，为全国乡镇企业的第二次飞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的兴起、发展和壮大，使浙江的900万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浙江由一个面积仅10万平方公里的“资源小省”迅速变成“经济大省”。浙江农民收入开始跃居全国省区之首，并一直独占鳌头。丰衣足食的浙江人民永远忘记不了是邓小平把浙江人民率先引上了小康之路、富裕之路。

3. 1992年：“要珍惜这个好的发展机遇”。1992年春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提出了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发展是硬道理”等光辉思想。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给“温州模式”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划上了句号，也使浙江全省各级党和政府以及全省人民的思想获得又一次大解放。截止1992年底，在全省工业经济中，民营经济已占到百分之八十八；在全省财政收入中，民营企业占了一半以上；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188家，总数居各省市自治区第一。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992年12月14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于15日上午抵达杭州。

在穿过市区的路上，邓小平透过车窗看到远处碧波荡漾的西湖，说道：“杭州真是个美丽的城市。这几年的变化可不小!”在得知近年到杭州的境外旅客增加了很多，有了巨大创收后，他高兴地说：“要把杭州的旅游业好好发展起来。”

在西湖的游艇上，邓小平对浙江省近几年经济发展的情况予以充分肯定。在省委领导汇报宁波的快速发展时，邓小平深情地说，“10年前，我就号召世界上的‘宁波帮’来宁波、浙江投资搞建设，那个包玉刚，劲头就很大。我还要卢绪章来当你们的顾问。”

省委书记李泽民回忆这次谈话说：“小平同志在游艇上的谈话，有四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二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三是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四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少说多做，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样才能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

1月4日，邓小平离开杭州前要接见浙江省党政军领导和老同志。省委主要领导陪他前往会见厅。李泽民回忆说：“在途中的走廊上，小平同志大声对我说，‘我很关注浙江的发展。浙江的发展势头是不错的。要珍惜这个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

“浙江大有希望”。这铿锵有力的话语，一直在浙江人民耳边萦绕，激励着浙江人民大胆探索，开拓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原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