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多次论述“市场经济”问题，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内涵丰富，但其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他的“猫”论、“摸”论、“先富”论、“不争”论和“三个有利于”论。上述五论对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同时，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印证了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邓小平同志的“猫”论、“摸”论、“先富”论使浙江的民营经济突破束缚、先行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但由于受“左”的思想的束缚，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却不很明白。邓小平同志认为，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应该大胆地实践，大胆地试，先不要下结论，干了再说。“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正是受邓小平同志上述论述的影响，浙江在发展乡镇企业（前身为社队企业）的同时，大胆在全国率先探索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专业市场等，初步奠定了民营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浙江历史上是一个人多地少、以农业为主的省份。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指出，“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受此论述影响，浙江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把发展有一定基础的社队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将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肯定它们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有企业的重要补充”后，浙江省委、省政府把大力扶持乡镇企业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乡镇企业可以乡村办、联办、合作办、个体办等“多路并进”的发展方针。浙江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1年，全省乡镇企业个数发展到51.6万个，从业人员达到523.4万人，总产值达到1066亿元（1990年不变价），乡镇工业产值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1.4%。浙江成为全国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

浙江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他在1987年8月接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赞誉：“（乡镇企业）样样都有，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都有。浙江的乡镇企业搞得不错。”1988年1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浙江与省委书记薛驹、省委副书记沈祖伦谈话，在听到浙江省5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多，人均收入也翻了一番多时，说：一个浙江变成三个浙江。在听到浙江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时说：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还强调，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也突破体制机制束缚，在夹缝中求生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的“先富”论的影响下，浙江一部分农民开始自己经商、办厂、跑运输、搞建筑。尤其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祥地之一温州，广大农民发挥自己善于制造服装、鞋帽、低压电器、眼镜、编织袋、商标牌等小商品的优势，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景象。浙江诞生了中国第一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和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当时，为了解决工业原料和产品的销售问题，浙江又较早地开始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实践。1979年，浙江开放杭州、宁波、温州三市的农副产品市场，恢复了集贸市场。1981年开辟了第一个工业品市场，1982年9月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式对外开放。到1984年，全省有集贸市场2241个，其中批零兼营的专业市场有63个。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以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为代表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义乌、柯桥、黄岩等地的小商品市场。各种专业市场的发展与私营企业发展之初“小、快、灵”的特点非常契合。以商促工，以工带商，“小商品、大市场”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

但由于受“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意识束缚，当时人们对个体老板和雇工现象有许多看法，认为这是“搞私有化”。对此，邓小平同志从保护改革、保护勤劳致富的原则出发，对一些争议给出了旗帜鲜明的回答。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0年，邓小平同志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从1983到1985年，中共中央连续3年下发了涉及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号文件，要求放宽政策，扶持个体经济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政策的指引下，浙江各地迅速掀起了一轮发展个私经济的高潮。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要特色的“温州模式”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声震海内外。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观点后，浙江提出对个私经济实行“允许存在，适当发展，兴利除弊，加强引导和管理”的原则，扶持并规范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到1991年底，全省个体经济总户数发展到100.3万户、从业人员155.8万人，私营企业发展到1.1万家、16.9万人。全省集贸市场发展到3802个，其中各类专业市场占43%，年成交额为205亿元，市场个数和成交额均居全国首位。在此过程中，浙江发展商品市场也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直接肯定。1988年1月，他在听到浙江的商品市场、农贸市场发展很快时说：把市场当作一种手段，也可以搞社会主义经济。

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三个有利于”论使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为此招致的抵触和争议一直没有停止。尤其是1989年前后，社会上对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争论更为公开和激烈，温州被一些人看作是“和平演变”的例证，加上当时治理整顿的一些举措客观上也影响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种种原因导致浙江1991年私营企业的数量比上年有所下降。正在这要紧关头，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他精辟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不要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对于衡量所有制改革的标准，衡量姓“资”姓“社”的标准，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的精辟论断，使我们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人们思想认识上和理论上得到了认同。浙江的民营经济进入由大发展到大提高的二次创业时期。

1992年12月，浙江省政府出台《关于全力推进乡镇企业大发展大提高的通知》，提出实行多轮驱动、多业并举。即允许乡办、村办、户办、私营办、联营办、外资办、股份合作办等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一齐上，不断拓宽乡镇企业的发展领域，只要符合国家规定的产业政策，适合什么就发展什么，坚持一业为主、多业并举。不限比例重发展、不限速度看效益，哪个“轮子”转得快，就让它快转。为了改变乡镇企业日益凸显的产权模糊、政企不分、机制僵滞、竞争力减弱等问题，浙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行探索实践的基础上，1992年后全面开始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乡镇企业改制。一大批过去长期戴“红帽子”的假集体企业也纷纷“摘帽”，恢复个私企业的本来面目。在改制的同时，浙江还对乡镇企业进行调整与改革。培植骨干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引导乡镇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乡镇企业在经济发展的总量和质量上的大发展大提高。1994年1月，万向钱潮股票在深圳证交所上市交易，万向集团成了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1998年，全省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在邓小平同志“不争”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引导下，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更是迎来了飞跃发展的春天。1992年12月，省委明确提出，不要死抠各种经济成分的比例，经济不发展地区，要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之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次年，浙江出台《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通知》和《关于加强领导、促进我省个体私营经济上新台阶的通知》，提出除国家法律、法规明文禁止个体、私营经营的行业和商品外，均允许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依法开业和经营。要求各地在个私企业注册登记、税收、贷款、用地等方面大胆突破，改革传统禁锢，为个私经济发展主动“松绑放权”。此后，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五个不”、“四个不限”，即不动摇、不攀比、不争论、不张扬、不气馁。“四个不限”即：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到1998年，全省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五项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个体私营经济大省”。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此后，浙江各级党委、政府把发展和提高个私经济作为推进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通知》，这是全国第一个以省委、省政府名义为支持个私经济发展下发的政策性文件。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2006年，省政府又作出《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制定了发展民营经济的新举措。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进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党的二十大指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高举改革大旗，以改革再创民营经济新优势、以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到2023年，浙江全省经营主体达1040万户，其中97%为民营企业和个体户；中国500强民营企业中浙江占108家，民营企业实力持续稳居全国前列。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实现了邓小平同志“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

邓小平同志1986年8月19日至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进步与均衡协调发展，为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实现了邓小平同志“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

（一）民营经济已成为浙江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浙江全省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生产总值、80％以上的外贸出口、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民营经济创造的。民营经济几乎覆盖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浙江的县域经济主要就是由民营经济构成。2023年，浙江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74997元、40311元，连续23年和39年居各省区第1位，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86；设区市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缩小到1.56，是全国倍差最小的省区。

（二）民营经济孕育了全国最大的创业创富群体。在40多年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浙江民营经济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目前，浙江是全国市场主体最多的省份之一，诞生了一批又一批时代弄潮儿，与他们一起成长的，还有一大批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主，他们构成了浙江创业创富的群体。同时，在海外、省外投资经商的浙江人所创造的财富总量，与浙江全年GDP相仿，相当于浙江在省外、国外又创造了一个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浙江形成“民富省强”的良好局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民营经济成为市场取向改革的先行者和推动者。浙江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商品，繁荣了城乡市场，保障了有效供给，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造就了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人才；促进了专业市场的发展，使浙江较早地形成了市场体系；促进了国有企业较早地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形成了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共进互荣的良好局面，使浙江国民经济能够在协调均衡的基础上快速持续发展。

（四）民营经济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改革开放后，以乡镇企业、家庭作坊和小商品经营起步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大省”，经济总量由全国中游水平上升到第4位。一是促进了浙江区域制造业的蓬勃兴起，加快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使浙江从一个农业省份变成工业大省。二是推动了人口和生产要素向块状经济中心或城镇的流动和集聚，对发展小城镇、推进城市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三是民营经济从资金上直接支持了农业生产，加快了全省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2023年，浙江城市化率已达到74.2%。

邓小平同志非常关注浙江的社会主义现化代事业。面对浙江经济建设的新成就，他清晰而有力地说：浙江大有希望！回顾浙江经济的起飞，正是得益于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市场机制的率先引入，使得浙江的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发展能够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当前，在以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的进程中，民营经济依然是生力军和重要力量。浙江要继续擦亮民营经济这张“金名片”，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