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是学习的时代。学习需要持之以恒，同样需要注重方法与途径。有“资”有“味”，凭借真材实料，让故事充满趣味，就能引人入胜，起到更好的传播、普及的效果。2022年9月15日下午，浙江学习达人挑战赛赛至最后，一道围绕《资本论》中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的答题引来广泛关注。作为马克思毕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成果，《资本论》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资本论》与中国的话题一经提出立刻引燃赛场。赛后，大家意犹未尽，仍在热烈讨论。原来，学习了解《资本论》，还可以通过这样的视角、讲述这样的故事，这就一下子拉近了大众与经典的距离。实际上，这样的话题与故事《资本论》在中国传播普及中还有很多，看起来深不可测的《资本论》，其实与我们很亲、很近，也很有“资”、有“味”。

一、《资本论》中写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

这也就是去年9月学习达人挑战赛最后一题的题干。在马克思的不朽名著《资本论》中，一共提到了680多个世界各国的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就是王茂荫。

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中国清代著名经济学家。1832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之后，历任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和左副都御史等高职。毕生致力于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货币史的研究和实践，他的货币观点及钞币发行方案最为引人注目，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著有《王侍郎奏议》一部传世。

马克思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在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以第八十三条大段注释的方式专门提到了中国理财官王茂荫及其“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从而使王茂荫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那么马克思当年又是怎么知道王茂荫及其理财观的呢？从《资本论》中可以知道，马克思是从出版于1858年柏林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获悉的，在该书《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一文中，有关于王茂荫的介绍及其关于纸币问题上书受挫而导致的奏折风波的详细情况，引起马克思的关注，并将这些材料连同王茂荫其人一并收入他的《资本论》巨著中。

中国最早倡议研究王茂荫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作家郭沫若先生，早在1928年东渡日本期间，他就从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中发现了王茂荫从而进行“关于王茂荫的探索”，并于1936年发表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

二、将《资本论》带回中国的第一人

1903年，时年20岁的马一浮留学北美，习西欧文学。当时美国圣路易斯正举办第12届世博会，中国首次以政府名义正式参加，派溥伦亲王为正监督（团长），因马一浮精通英、法、西班牙和拉丁文等多种外文，被聘为驻美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兼博览会中国馆外文秘书。

期间，马一浮阅读了大量外文书籍，并翻译了不少著作，一有空便去逛书店。一次，他正患重感冒，仍前往经常光顾的约翰书店淘书，发现了一部英文版《资本论》，这部书他在国内就已经听说过，遂大喜过望，掏钱买下，回到家就如饥似渴阅读起来。他写的《一佛之北米居留记》里有如此记述：“二月初二日……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文中“北米”即“北美”，“马格士”即“马克思”，“一佛”为当时马一浮的字，他当时名浮，字一佛。

经过初步阅读，使马一浮对《资本论》兴趣日浓，他决意要将其带回国去。后来，他到英国、德国游学，还买了本德文版《资本论》。1904年5月6日，马一浮从美国回到祖国，将自费购买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带回中国。他将英文版《资本论》赠总角之交谢无量，德文版《资本论》送给当时还是光复会干将的国学扶轮社负责人刘师培。后来刘师培叛变革命投靠两江总督瑞方，国学扶轮社被抄，《资本论》流失于旧书摊，被谢无量发现（一说被马一浮好友马君武发现）。见书中有马一浮题款，遂将其购回，物归原主。

1937年，竺可桢邀马一浮以大师名义到流亡中的浙大开国学讲座，马一浮将这部《资本论》送给了浙江大学。

马一浮无疑是将《资本论》带回中国的第一人。竺可桢在日记中曾两次讲到马一浮与《资本论》的事。一次是听向达说起马一浮第一个将《资本论》带回祖国；一次提到马一浮当年还翻译了《资本论》，后来将译稿送给了浙江大学。

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深刻解读《资本论》

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26000多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近代中国人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是中国认真研究《资本论》并准备将其原理付诸实践的第一人。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创性的贡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作出的深刻解读。李大钊指出，《资本论》这部著作的诞生，标志着“资本时代”的到来。共产主义不是要消灭财产、消灭资本，而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即资本为少数私人所垄断的制度形式。李大钊主要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论，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集中论”，李大钊指出，“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地）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地）被大产业吸收了”“抱（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而工人，“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己的人身”。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就能从工人身上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这“全是基于别人的汗血，别人的辛苦”。所以，“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李大钊指出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在以上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因此，“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

四、《资本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译本翻译者

《资本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译本翻译者是陈豹隐，即陈启修。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主流。陈启修和李大钊、高一涵首开先河，在北大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1920年，陈启修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按照《资本论》的理论体系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开设演习课，分调查和译书两种形式进行，指导学生边学习边考察，边讨论边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举办现代政治讲座，与李大钊、陶孟和、张慰慈合作，对十月革命后的热点问题如劳农政府、巴黎和会等进行研究，他讲授的主题为“中国劳工现状与现代各国劳工组织之比较”“现代各国之社会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启修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作为共产党要犯被通缉。11月，他改名陈豹隐赴日，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将过去的文章、讲稿整理成书，并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向国内传播，决心以笔为武器继续革命。在日本期间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1930年3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这是中国最早的《资本论》中译本。译文流畅通晓，深受读者欢迎，当年许多的中共党员正是从这本书中，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再进一步读懂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陈启修因此被誉为中国翻译《资本论》第一人。

应该说，翻译《资本论》，陈豹隐拥有太多的便利条件：学生时代即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多年教授马克思主义及翻译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经验；在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资本论》已烂熟于心；家学渊源，拥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得天独厚，熟练地掌握5门外语。然而，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久，中国工业十分稚嫩，《资本论》中的许多外文名词在中文中没有现成的名词可用。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陈豹隐在翻译中遇到的困难可以想见，但他却乐此不疲。《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陈豹隐主要是根据日文本翻译，他先译第一卷第一编，出书时写明是第一卷第一分册。《资本论》用分册的形式出版是马克思肯定的，他在《资本论》法文本的“序”和“跋”中写道“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译本的意思，我是十分赞成的”。第一卷第一编“商品与货币”是《资本论》中最难理解的部分，也最难翻译。实在难译的地方，陈豹隐另辟蹊径，加上自己的见解——“陈注”，以便读者参考，易于理解。正文中的“陈注”有47条，除3条注译地名，其余都是讨论名词的翻译问题，这47条“陈注”闪烁着译者智慧的光芒，也是陈豹隐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所留下的47个深深的印记。全书437页，正文237页，其余是“译者例言”、“资本论旁释”、“考茨基国民版序”以及《资本论》第一、二版序言。

五、《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

1938年，在郭大力历经数年的艰辛努力下，《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才问世，中国人民才有机会完整地了解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巨著。

郭大力，1905年生，原名郭秀勍，江西南康人。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24年到上海转入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攻读哲学。他在大学期间就对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学习和研究，很快被《资本论》吸引住了。毕业后，他在杭州大佛寺开始翻译《资本论》第一卷。在这里结识了青年学子王亚南，并说动他合译《资本论》。当时，郭大力不仅生活困难，而且缺乏翻译经验，不懂德文，主要依据英译本翻译。加之，这部书抽象难懂。于是在他翻译完第一卷之后，决定把精力放在全书翻译的准备工作上，先“系统地译几部古典经济学的著作，用这种翻译，作为一种细密研究的手段”。他回到上海后，在中学兼课之余，几乎把全部时间用来自修德文和翻译古典经济学名著上，从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等，翻译出一系列著作和欧洲经济史读物。在这些译著出版时，郭大力还或长或短写了序言，对著作和作者的学说做了介绍和评论，这些翻译和写作工作使他积累起丰厚的经济学理论素养。

1934年，郭大力重新开始翻译《资本论》第一卷。彼时，第一卷译稿已毁于日寇入侵的炮火中，他不得不重新翻译一遍。到1936年，他已将第一卷的大部分重新译好，并译完了第三卷的前半部分。日军轰炸上海后，郭大力带领全家回到赣南老家。尽管乡下生活贫困、工作条件恶劣，他还是翻译了《资本论》第二卷全部和第三卷的绝大部分内容。1938年，他应读书生活出版社之邀返回上海，赶译第三卷尚未译完的部分并负责全部译稿的统稿和校订，《资本论》全译本三大卷随之正式出版。这部倾注马克思毕生心血的“工人阶级的圣经”，得以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之后，郭大力再回赣南，着手翻译《“资本论”通信集》，并开始《资本论》译文的全面校订工作。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译文全部校订了一遍，编制了一个勘误表，作为《资本论补遗勘误》一部分出版。同年，开始《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1943年，他将马克思这部百万字的著作译完，又用数年时间进行反复修改和校订。1949年，三卷四册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文全译本出版。至此，郭大力用20年时间实现了把《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全部译成中文的宏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对《资本论》的学习，郭大力的译本更是备受推崇。毛泽东同志曾认真阅读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并进行批注与修订。《习近平在厦门》一书中提到，习近平同志在下乡的时候曾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他说，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译本。

郭沫若曾说，“如果能为译完《资本论》而死，要算一种光荣的死”。事实上，《资本论》在中国传播普及过程中，有过许多人的接续贡献。在我国第一个提到马克思《资本论》的是蔡尔康(1899年)；第一个介绍《资本论》的是朱执信(1906年)；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片断的是费天觉，他在1920年10月翻译《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译文名《资本论自叙》。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德文翻译组所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本论》译本，只可惜这部译稿未能保存下来。陈启修译本之后，潘冬舟继续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四篇，以第二分册(第二、三篇)和第三分册(第四篇)的形式，先后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1932年9月，北平国际学社出版了王慎明(即王思华)和侯外庐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第一篇至第三篇第七章)。1936年6月，世界名著译社出版了中册(第三篇其余两章和第四篇)、下册(第五至七篇)和一卷合订本，译者署名为右铭(王思华)、玉枢(侯外庐)。这个版本以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四版为蓝本，同时参照英文、法文和日文几种译本。在此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5月曾出版过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内容包括《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二篇。吴半农根据1928年出版的伊登和塞达尔·保罗(Eden & Cedar Paul)的英译本翻译，而这个英译本又是根据《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翻译的。

总起来说，《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普及，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热血、智慧和生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的伟大贡献。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牺牲和奉献中，在几代《资本论》翻译家的努力下，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资本论》及其手稿译本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有“资”有“味”，方能引人入胜。人的一生，总要不断学习，才能进步，才能得到收获。每年金秋时节，浙江学习平台总要举办“学习达人”挑战赛，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历史与个人相携而行，讲好以人为重心的中国故事才能真正打动更多的读者观众。《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普及的这几则故事启示我们，当好“红色根脉”的守护者、立心铸魂的引领者、宣传教育的耕耘者、理论政策的传播者，必须努力让红色红火起来、鲜亮鲜活起来、深刻生动起来、传奇传播起来、有意义有意思起来。期待新时代的学习气氛能够不断浓厚起来，学习强国的时代能够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