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统一战线政策提出过程中，既有党外合作，又有党内合作，党外合作与党内合作交叉进行。在党外合作与党内合作的讨论过程中，又可以分为个体讨论层面和政党层面，前者主要是共产党国际代表与国共两党领导人个别交换意见，后者是政党的整体性意见。

一、个体讨论层面的党外合作与党内合作

中共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驻在上海的国民党总部进行接触并拜会了张继，开始对国民党有了初步了解。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返回上海之后，他们就初步探讨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问题，马林“建议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并决定由马林出面同孙中山商谈。这是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中党外合作的萌芽阶段，停留在个人层面，而不是政党层面。

此时适逢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国民党是受邀参加会议的民族革命团体之一，孙中山随即邀请马林前往桂林。12月，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来到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相关资料表明，马林在会谈时曾向孙提出三条建议，其中一条即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且由原来的党外合作转向为党内合作。这是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中党内合作的萌芽阶段，同样停留在个人层面。

离开桂林之后，马林抵达广州，恰逢香港海员罢工，他在那里发现国民党与罢工工人有密切联系，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22年3月，马林向中共建议以党内合作方式来推动国共合作，但是党内合作违背了前述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党外合作共识，因而遭到了中共反对，陈独秀专门写信给维经斯基，陈述反对党内合作的六条理由，马林随即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并寻求共产国际对党内合作的支持。

1922年4月，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抵达广州，并与孙中山讨论国共两党党外合作问题，由于不同于此前与马林达成的党内合作共识，遭到了孙中山严词拒绝。这是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发展中党内合作的曲折互动阶段，还是停留在个人层面。

二、政党层面的党外合作

1922年4月，参加远东民族会议的中共代表们陆续回国，带回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军阀统一战线的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即于4月底在广州召开党团负责干部工作会议，讨论国共合作，并进行了长时间争论，没有取得最终结果，但经过这次会议之后，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意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党外合作。这时由个人层面转为政党层面，标志着整个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变，但尚未正式形成政策。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第一次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共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公开提出愿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在7月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正式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时完全跳出个人层面，进入政党层面，成为整个党的正式政策。

三、西湖会议与政党层面的党内合作

1922年7月，马林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他的中国之行及其对国共两党的看法，还报告了他向中共中央建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遭到中共反对的经过。共产国际赞同了马林的报告。1922年8月底，马林来到上海，这时中共二大已经结束，马林提议中共中央再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李大钊先生也正在这个时候到达了上海。中共中央负责人认为李大钊和马林都没有参加中共二大，现在马林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家正好从长计议，因而中共中央决定在杭州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

8月29日，中共中央在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即西湖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由党外合作正式转为党内合作，但这时提出的党内合作是在前期党内合作基础上由个人层面进入政党层面。即便到此时，也还不能说整个党内完全同意党内合作，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再次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党内合作才顺利成章变成为党的正式决议。

纵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过程，既有党外合作，又有党内合作，党外合作与党内合作交叉纵横；既有个体层面，又有政党层面，个体层面与政党层面相互交织。上述两个方面贯穿于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全过程，因而我们要整体性地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