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民（1900-1933），原名沈德济，笔名成则人、罗美，化名李明扬。1900年6月23日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一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哥哥沈雁冰（茅盾），年长沈泽民4岁，聪颖好读，才识过人。

沈泽民7岁进了立志小学。3年后，考入乌镇公立高等小学堂。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英文，而且还读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理科成绩深得老师赞许。1912年夏，沈泽民高小毕业，报考了湖州省立第三中学。

1917年，沈泽民以优异的数理化成绩，考入全国第一所河海工程学校——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沈泽民在这里如鱼得水，担任了校友会的音乐部长，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同学，其中引为知交的是江苏南汇人张闻天。他们在上课之余，经常到图书馆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讨论“改造中国”问题,思想逐渐激进起来，自我意识被唤醒，自觉地站到了“科学”“民主”两面大旗下。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郁积于沈泽民心头的对封建专制社会的满腔愤懑，立即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他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成为河海工程学校最为活跃的学生之一。6月23日，与张闻天创办《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及时报道南京本市、江苏各地以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发展的情况，揭露北洋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进步思想。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沈泽民对“科学救国”的观点产生了动摇，开始注目社会，投身于社会活动。8月底，沈泽民回到故乡，与茅盾以及乌镇、梧桐等地的十余名桐乡籍进步知识分子，在乌镇植材小学成立桐乡青年社，并决定出版铅印不定期刊物《新乡人》杂志作为该社的喉舌。

暑假结束回校后，沈泽民又参与组建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负责分会出版的《少年世界》月刊中“工厂调查类”的编辑工作，并和张闻天一起担负整个刊物的校勘工作。期间又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大量阅读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逐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久，沈泽民和张闻天到了上海，一面负责《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的校勘出版事务，一面读书和著译。数月后，他们又感不满足。这时，国内青年学生再次掀起“出国热”，两人鉴于国内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难买到，日文版的却很多，准备赴日半工半读。

1920年7月14日，沈泽民、张闻天东渡日本，一边学日文，一边打短工，自学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情况，讨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共产国际文件，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在他脑海里逐渐形成。

半年后，沈泽民由东京回国。1921年4月，经茅盾介绍，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党员之一。1921年底，在陈独秀、李达主持下，中共创建了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上海平民女校，沈泽民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英文课教授。课外时间，他和师生们一起，深入工人区，一面宣传，一面调查，组织青年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传播革命道理。沈泽民的业绩、干劲，得到党组织的肯定。1922年5月，沈泽民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一年以后，为加强南京党的力量，沈泽民奉调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授。他会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谢远定等，组织了南京党小组。他们根据南京团的力量较强的特点，采取先建团后建党的方式，着重进行团的工作。通过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军人运动、平民教育等活动，然后在团员中发展党员，建立了直属中央的中共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推动南京人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3年11月，沈泽民由南京调回上海，担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他在那里一面教书，一面编辑《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一面参加革命活动。先后担任中共上海第二组组长、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后，沈泽民和毛泽东、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他把《觉悟》副刊当作党的宣传阵地，大量刊登陈独秀、茅盾、向警予等人和自己撰写的文章，号召工人、学生、市民积极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五卅反帝热潮在上海掀起后，沈泽民积极奔波于上海各区，动员各界人士投入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为推动运动深入发展，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央机关报《热血日报》，沈泽民奉令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他通宵撰写评论，翻译外文报刊资料，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阴谋活动，向群众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运动后期，他又奉命参加中国济难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从事对被捕同志和烈士家属的营救、救济工作。

沈泽民在积极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同时，又致力于波澜壮阔的新文学运动。他以巨量的翻译、小说和文学批评挤入新文学阵营，勇猛地向旧文学开战，大力倡导革命文学。这一期间，沈泽民创作和翻译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评论共达100 多篇，他的名字也为文坛所瞩目，被载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为数不多的《作家小传》中。

1924 年冬，沈泽民与妻子张琴秋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同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沈泽民又考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哲学。1928 年 6 月，沈泽民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翻译工作。1930年秋后，沈泽民、张琴秋先后回国。1931年元月，沈泽民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3月中旬，沈泽民、张琴秋夫妇奉调鄂豫皖根据地。5月上旬到达苏区中心特委所在地金家寨后，经组织决定，沈泽民留特委工作，张琴秋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

沈泽民到达鄂豫皖苏区后，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等职，负责苏区党和政府工作。

沈泽民一到苏区，就深入地方、部队，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广泛了解情况。当他发现红十二师帮助建立地方武装近三千人的好经验后，十分重视，极力推广，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县区游击队。当他了解到农民迫切要求土地的心愿后，领导苏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并发展土特产，成立税收机构，开展苏维埃商务工作。

沈泽民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后，非常重视红军的作用，积极配合部队工作。积极配合部队扩红，动员党团员带头参加红军。1931年8月，红四军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发起圻（水）、黄（梅）、广（济）战役，沈泽民组织根据地人民积极配合。战役结束后，他主持召开慰劳红军大会，并根据中央分局扩大红军一个师的决定，在根据地又一次掀起扩红热潮。11月，充实了新鲜血液的红四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扩建为红四方面军，战斗力倍增，接连取得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九一八事变后，沈泽民鉴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在鄂豫皖边区积极开展团结、争取国民党爱国将领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1932年8月，沈泽民趁吉鸿昌将军途经苏区之机，会见吉鸿昌，同他畅谈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分析中国革命前途，使他对共产党由敬佩转向热爱，并转变为一位名闻全国的抗日志士。

1932年6月，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当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使战局一开始就陷入被动局面；继又惊慌失措，主张放弃根据地。值此危急关头，沈泽民等人坚决要求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讨论粉碎敌人“围剿”和保卫苏区的问题。10月14日，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会议，会上争论激烈，沈泽民坚决反对退出苏区，重申了保卫苏区的决心。而张国焘则仍竭力散布悲观主义、失败主义情绪，一味强调撤离根据地，保存实力。最后会议决定红军主力转移到京汉路以西外线作战，以调动和歼灭敌人，待机重返苏区。留下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这时，沈泽民在苏联期间所患肺病复发，不时吐血，同志们劝他随主力到外线，他却回答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我的岗位是和军民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

1932年10月，张国焘率部队主力向川陕边转移后，20万敌军大举进犯鄂豫皖根据地。沈泽民忍着病痛，领导全省党员和游击队员开展保卫苏区的艰苦战斗。经过两个多月的游击战斗，歼敌近千名，缴获枪支达两千，武装了游击队和群众，重建了红二十五军，并于1933年3、4月间，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初步扭转鄂豫皖根据地的不利局面。

正值苏区形势刚有好转之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向鄂豫皖省委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要求。根据这一要求，省委于1933年5月初作出夺取敌守备森严的黄安七里坪镇的决定。七里坪战役于5月2日打响，持续43天后，红军损失大半，省委遂被迫决定撤出战斗。

七里坪战役后，敌人进行更加疯狂的反扑，苏区面临更大的困难。1933年10月16日，省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研究斗争方针转变问题，决定将红军组成便衣队，转移到外线活动。11月初，夜以继日的工作，葛藤、树叶、草根为主粮的饮食，使沈泽民的肺病日渐恶化，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为了及时向中央汇报工作，他不顾病体，给中央写检查报告，沉重地检讨了省委过去在斗争方针上的错误，指出：“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

此后，沈泽民病情进一步恶化。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因吐血不止，在湖北红安县天台山芦花冲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