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修人（1900－1933），名麟德，字慎瑞,1900年2月7日，出生在浙江慈溪县赭山应家河塘（今属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后洋村）一个小商业主家庭，应家虽不是富裕之家，但生计却也是无忧。

应修人是家里的独子，因此倍受宠爱。应家河塘没有小学，7岁时，应修人在距村1里的后洋庙读私塾，读完三年级后，因不满老师将“四书”解释为“读四年三字经”，就跑去离村6里路的杨陈村读书，晚上则借住在姨妈家。

14岁那年，应修人的父亲希望他能学习些做生意的门路，于是在他小学尚未毕业之时，便托亲戚将他介绍到上海福源钱庄作学徒。三年的学徒生涯，使应修人不但掌握了一门谋生的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大量进步书刊，他接触到了许多新文化、新思想。特别是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青春》和《今》两篇文章，令他感触很深。加之当时兴农思潮的兴起，他一度希望弃商从农，并以此来实现自己改造社会、实业救国的目标。但他的农业梦最终未能真正实现，最终还是留在福源钱庄。

对现实的妥协并没有磨灭他对新社会、新秩序的期望。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5月12日，应修人在福源钱庄发起组织了以“提倡国货，不用日货，鼓励储蓄”为宗旨的“救国十人团”，并被推举为书记。经过五四运动，应修人意识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也意识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重要性，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应修人。

五四运动扩大了科学和民主的影响，也带来了新诗的崛起。给应修人影响最大的是提倡白话诗的写作。1920年起，他开始写新诗，并在当时著名的进步刊物《少年中国》《文学周报》《诗》及《晨报·副刊》上发表，成为该时期最早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之一。

1920年下半年，应修人离开福源钱庄，到中国棉业银行出纳股任主任。虽然换了工作单位，但他爱读书的劲头丝毫未减。每月的支出中，买书的钱占了很大一部分。1921年5月1日，他与几名青年同事在天津路一家钱庄的楼上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以便交流学习。图书馆的成员都是在钱业界执业谋生的青年。之后，图书馆逐步壮大，迁址到天津路四十四号，并成立正式组织，对外称“上海通信图书馆”（简称“上通图”），内称“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随着馆藏数量的增加，后又相继迁到横浜桥克明路天寿里九十一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

馆里的藏书大半是五四以后的左翼新文化书刊，如《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刊物。在经营图书馆的这段日子里，应修人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思想和进步人士，并逐步向党组织靠拢。图书馆发展迅猛，向图书馆借书的经常有两三千人之多。这一时期，许多人都准备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沈雁冰、杨贤江等也来指导图书馆的时事讲座会和读书会。

伴随着“上通图”的逐渐发展，应修人的文学之路也逐渐打开。1922年1月，他开始与诗友汪静之通信，并由汪介绍，认识了晨光文学社的冯雪峰和潘漠华。在应修人的提议下，4人决定合出诗集，由应修人编选，到4月3日辑成一册，题名《湖畔》。翌日，成立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个诗歌团体——湖畔诗社。5月上旬，《湖畔》正式面世，诗集中收入61首诗，其中应修人22首，潘漠华16首，冯雪峰17首，汪静之6首。这些诗风格清新，广受青年学生喜爱。许多著名作家如朱自清、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都称赞《湖畔》有特色，写信向他们祝贺，鼓励他们继续为新诗努力。被认为是不读新诗的毛泽东也曾读过并称赞过《湖畔》的诗。1923年底，《春的歌集》作为《湖畔》的第二集出版。《湖畔》《春的歌集》相继问世，对当时的新诗创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湖畔诗社的社友们都投入到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行列，历时3年多的“湖畔诗社”遂停止活动。在此期间，应修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上通图”成立了团支部，他是第一任团支部书记。这时，他和“上通图”的几个共青团员经常到上海大学去听党课。上海大学是当时的革命熔炉，经常给大家上党课的是校里的教授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共早期的党员。当时设在“上通图”的“共进会”实际上已是党的一个外围组织，而恽代英是图书馆的监察委员。因此，应修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上通图”还与商务印书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商务印书馆有党的组织，是闸北工人运动的中心。7、8月间，“上通图”的几个骨干在商务印书馆加入中国共产党，应修人是其中之一，“上通图”成为党团联系群众的桥梁。1929年，“上通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封闭。

1926年底，应修人受党组织派遣，毅然放弃在银行中的优厚待遇，去黄埔军校工作。应修人到黄埔后，担任中尉会计，每逢星期日，就和同志们一起乘黄埔军校的校船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听政治报告。

1927年，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为保存力量，黄埔军校党组织决定把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分批撤离。根据党的安排，应修人潜回上海，于5月间又到武汉，在苏兆征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劳工部工作，组织工人运动，维护工人权益。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举行“分共”会议，大肆捕杀共产党员。为保存实力，党决定派遣一部分干部到苏联学习，应修人是其中一个。

1927年10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应修人秘密搭上长江轮船，从武汉回到上海，暂住家中，等各地去苏联学习的人都到上海后，再一同起程。11月，他瞒着家人，搭上“列宁号”轮船离开上海，同船去苏联的共有六七百人。在此，应修人认识了同行的曾岚，两人于1928年在莫斯科结婚。

在莫斯科，应修人被安排在中山大学第四班学习。应修人学习非常认真，特别是俄文，进校学习几个月，他便能用俄文给班里的同学写信。他还抽空进行文学创作，除《海参崴的海》《在莫斯科》等诗作外，他还写了散文《乌克兰游记》和话剧《佃农》，后者还在1928年学校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晚会上演出。1930年初，学校安排学生参加生产实习。实习的项目有五金、印刷、织布、纺织等，应修人学的是印刷。他很快便学会了排字，而且排得又快又准，这为他后来在中共中央军委油印科工作打下了基础。8月，应修人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中央组织部决定把他们留在上海工作，分配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需要，军委秘书处要应修人负责新建一个油印科，主要任务是及时油印、密写上海临时中央的文件。工作三四个月后，应修人奉调去临时中央组织部。1931年夏，又调到临时中央政治局任会计。他以在叔叔开的古董店做管账先生为掩护开展工作。这期间，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经常到他的住处工作。一到应修人家，他就伏在桌子上奋笔疾书，有时一写就是一整天，甚至通宵达旦。曾岚就把他写好的文件送到中央秘书处去，再从那里把给周恩来同志要看的文件带回来，等他下次来时看。陈云是应修人的直接领导，他也常去应修人的住处以“谈生意做买卖”为掩护从事中央的财经工作。

应修人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就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4月，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五烈士被害，“左联”为此出版纪念战死者专号《前哨》，应修人积极参与《前哨》的出版发行工作。应修人在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上用丁九的笔名发表了多篇政治文章。他以敏锐的眼光、犀利的笔锋，及时、深刻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对内残暴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本质，同时，热情歌颂江西苏维埃政府军民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并对工农新政权寄予无限希望。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应修人从临时中央组织部调到中共江苏省委担任秘书并兼负省委机关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不久任省委宣传部长。为了不引起反动当局的警觉，报刊经常更换报名，《大中报》是其中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1933年初，因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这时国民党对共产党展开疯狂进攻，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党的同志被捕、党的机关被破坏的消息。应修人和曾岚经常搬家，还担负着递送警报的任务。他们冒着风险，一次次巧妙地瞒过旁人，躲过特务的盯梢，完成任务。

1933年上半年，沪东区英美烟厂的资本家为压榨工人，一边加快车速赶工，一边减少开工日，把每星期开六日班压缩至开三日班，以此压缩工资支出。工人们酝酿罢工来反对减工，应修人领导并参与了这次罢工斗争。为声援罢工，他还亲笔写了“援助英美烟厂罢工工友”的传单稿。5月14日，他带着密写的工作日程小条子和亲笔写的传单稿，到上海昆山路昆山花园七号四楼左联党团书记、作家丁玲家联系工作。当时，丁玲与来联系工作的潘梓年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走。由于应修人不知变故，遭遇守候特务的逮捕,他奋起反抗，不幸坠楼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