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人（1898—1928），乳名友表，学名慕翰，笔名秋莼，浙江诸暨人。

张秋人在本村乐贤小学读完初小后，又去牌头镇上的同文书院读高小。高小毕业以后，因为家里无钱供他上中学，曾一度被迫停学。1915年，他听说绍兴越材中学学费比较低廉，就说服家里借凑了一笔钱，考进了这个学校。读了两年以后，因对校方不满而退学。后到宁波，考进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崇信中学。中学毕业后，张秋人只身前往上海，结识了在上海的浙江籍同乡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邵力子、沈定一（沈玄庐）等人。这些浙江同乡，正是参加建党建团活动的骨干和最初成员。通过这些同乡的辗转介绍，张秋人又结识了陈独秀、张国焘等人。1921年，他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2年暑假期间，经陈独秀推荐，张秋人从上海到湖南，在长沙会见了毛泽东；随即被聘请到衡州（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担任英语教员，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党团员。不过半年时间，以他为书记的衡阳地方团组织，迅速发展到150多名团员；原先因部分领导权被右派学生夺去而陷于停滞状态的湘南学生运动，又日益活跃起来。1922年12月5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张秋人和衡阳的党团员们立即以湘南学联为主，联合衡阳各界，组织声援和支持水口山工人罢工斗争的“后援会”。1923年春天，因校长刘志远勾结总务，克扣、贪污学生伙食费，激起全校学生公愤，要求撤换校长，并推选100多名代表到省城长沙请愿，掀起了震动全省的“三师学潮”。5月下旬，反动政府派军警200余人包围学校，开除进步学生53人，并强行辞退支持学生正义斗争的张秋人等几位教师。

1923年7月，刚从湖南回到上海的张秋人，参加了上海地方全体共产党员大会，听取出席党的“三大”代表关于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当时，全上海的党员只有四五十人，张秋人同沈雁冰、沈泽民、杨贤江、张国焘、刘仁静等一起被编在第二小组。同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恽代英、李求实等四人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成为上海地区青年运动的重要领导人，经常代表团上海地委列席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并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所设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他一面通过青年团组织，举办吴淞工人夜校，在青年工人中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一面又通过“国民运动委员会”，为贯彻“三大”决议，努力帮助国民党上海地方组织进行改组，为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而不倦地工作。

1924年1月，张秋人和徐梅坤、杨贤江等3人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候补委员。同年6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扩大改组为团的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委会，他和沈泽民、张廷灏等被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执委会秘书（即书记）。9月，他被递补为团中央正式委员，并任中央局农工委员。此后，他的革命活动和工作范围，从上海扩展到杭州、宁波、芜湖、南京等地，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三省一市以至全国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人，对于许多地方的建团以至建党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9月25日，张秋人和任弼时、恽代英、邓中夏、林育南等7人被团中央指定为设在中央宣传委员之下的编辑部编辑员，担负编辑《中国青年》和为《团刊》《平民之友》提供稿件之责。从1924年11月到1925年9月，不到一年时间，仅在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他就发表了11篇文章，平均每月1篇以上。

张秋人杰出的宣传鼓动才能，受到党中央的重视。为加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工作，党中央决定调派他去广州，继毛泽东、沈雁冰之后，接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机关报《政治周报》的编辑。1926年3月11日，他从上海到达广州，住进东山庙前西街38号毛泽东的寓所，和沈雁冰同室。张秋人在当时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编辑了第8期到第13期《政治周报》，每一期上都有他所写的重要政论文章，有两期刊登的全部是他的文章，分别以“秋人”和“慕翰”署名。这些文章，对当时发生的省港大罢工、“粤海关事件”“中山舰事件”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及时地进行分析评论，明确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广东革命政府的主张和方针，忠实发挥了革命喉舌的作用。

《政治周报》停办后，张秋人先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国民党广东省青年部举办的第一、二届青年训育员养成所担任教员，热情地向学员们讲授“各国革命史”。不久，又被派到黄埔军官学校，担任入伍生部和第四、五期学员的政治教官，讲授“各国革命史”“国民革命概论”“苏俄研究”等课程。

中共“五大”以后，全国各个跨省、市的区一级党的地方组织被撤销，并先后建立省委一级的地方组织。浙江也在中共上海区委撤销和江苏省委成立后不久，建立中共浙江省委。1927年7月，刚成立的浙江省委组织部遭到破坏，7个县的党组织被完全破坏。为了迅速整顿和恢复遭受严重摧残和处于混乱状态的浙江各级党组织，加强省委的领导力量，党中央决定派张秋人回浙江担任省委书记。张秋人虽然知道自己的政治身份早已暴露，而且在杭州熟人又多，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但是当中央把正式决定通知他时，他却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慨然从命。临行前，他对早在宁波建团建党初期就已熟识的潘枫涂（潘念之）悲壮地告别说：“看来，我的头是要砍在杭州了！”

1927年9月27日，张秋人和他的爱人从上海到达杭州。他们刚在城站华兴旅馆找到住宿处，顾不上休息，当晚就在皮市巷嵊县会馆召开在杭州的共产党员活动分子大会。与会者先听取中央特派员王若飞的政治报告，然后听原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王亦政（王家谟）报告原省委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改组浙江省委，选出张秋人、王亦政、卓兰芳、贝介夫、卓恺泽等11人为正式委员。第二天，他就召开新省委的全体委员会议，讨论研究当前的主要工作。会上推选张秋人等5人组成省委常务委员会，并作了具体分工，张秋人除担任省委书记外，还兼任宣传部负责人。会议决定，在抓紧恢复、改组、整顿全省各县、市党的组织的同时，迅速贯彻党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准备力量，组织发动各地农村的秋收暴动，以革命的武装斗争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屠杀政策。

9月29日上午，张秋人召集省委有关人员准备在西湖游船上开会，在湖滨觅雇游船时，迎面碰到黄埔军校第五期的两个反动学生，这两个反动家伙也雇了一条船，从三潭印月到西泠印社，再到刘庄，紧盯不舍。他们见张秋人等从刘庄出来正要下船回城，就露出狰狞面貌，硬要“请张教官到黄埔同学会去给同学们谈谈当前的形势”。张秋人在情急万分之际，纵身跳上游船，吩咐立即开船，并用英语关照爱人说：“遇着危险了，你不要慌张。你脱身回去，赶快想办法把放在旅馆里的文件销毁或转移出去！”当敌人也紧跟不放地跳上船来时，他就解开鞋带，甩掉皮鞋，纵身跳下西湖，把藏在身边的一份党员名单踩进湖底淤泥埋掉，但由于用力过度，下半身陷在西湖底的“香灰泥”中，挣脱不出，终于被捕。他的爱人和两个亲友在混乱中脱身。等到反动派在全城进行突击捜查，派军警来到华兴旅馆时，他的爱人已从房内枕头芯中取出党内文件，走下楼梯；因为敌人不认识她，得以再次脱身，安全地保住了党的组织机密。

张秋人被捕后，从黄埔同学会被押送到警察局的“优待室”。几个月后，又被转押入浙江陆军监狱。他被当作“要犯”，钉上脚镣，并不得接见外面亲友。党组织和他的爱人、同志、亲友虽然想尽各种办法力图营救，但因案情重大，反动派只在后来给他松了脚镣，却拒绝减刑、释放的要求。

他被捕入狱后，虽然自料必死无疑，却并不因此悲观消沉，总是以自己豪放爽朗的性格，生动风趣的谈吐和高度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断地教育、激励和鼓舞同狱的难友。他见同狱的“政治犯”中有不少是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就经常向难友们讲世界各国的革命历史。直到牺牲前一天的晚上，他还讲了“二七”大罢工的历史，给难友们上了最后一课。他还以坚强的毅力，每天在狱中坚持读书学习五六个小时。同志们问他：“你既然等着枪毙，为什么还要天天孜孜不倦地读书呢？”他严肃地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活一天就要为革命工作一天，在监狱里既然不能为革命工作，就要认真学习，岂能坐以待毙！”他以这些言行，在许多青年“政治犯”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位至死不忘追求真理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激励和鼓舞着他们，把监狱当作学校，为革命而勤奋学习，寻求真理。

1928年2月8日（农历正月十七日），看守突然前来提审张秋人。视死如归的张秋人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镇静自若地整了整衣服，从容走出牢门，并向难友们诀别。他来到狱中的小法庭，法官要“验明正身”，问他的年龄、姓名。他突然拍案起身，厉声大喝：“老子张秋人！”趁敌人突然受惊，发愣不备之际，他探身抓起桌上的一块砚石，愤怒地向法官头上掷了过去。敌人吓得丧魂落魄，急忙命刽子手把他推到监狱内的刑场上就地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