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介绍了甘肃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12月23日，进入冬至后的杭州火车站内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场面，一列绿色的长龙生火待发，车厢内坐满了首批赴黑龙江支边的浙江知识青年。从这天起到1969年春的一段时间里，杭州的几个火车站几乎天天都有知青专列开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在浙江出现。当时是作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解决城镇部分人员就业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文化大革命”期间，城镇中1966届、1967届和1968届被称为“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和后来1969、1970、1971“新三届”初中毕业生，大部分踏上了上山下乡之路，分别奔赴黑龙江、内蒙古、宁夏等边疆地区和省内各地农村。

知青上山下乡的安置形式主要有三种：

（1）农村插队。如当年杭州有近千名知识青年到衢县上宇、宁海长街以及宁夏永宁县插队落户。

（2）集体场队。1973年10月，中共浙江省委颁发《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试行规定》，要求各级政府积极创办以知识青年为主体、贫下中农为骨干的集体所有制新建队和集体所有制新建农场。浙江安置知识青年的形式发生明显变化，不再安置到省外农场、兵团或农村插队落户；省内安置也改为采取厂社挂钩、集体安置、城乡配合等方式。

（3）农场、兵团。1964至1973年，全省农场、兵团安置下乡知识青年6.22万人，其中去省外农场、兵团3.95万人（包括黑龙江兵团15,610人、农场9544人，吉林农场298人，内蒙古兵团9115人，新疆兵团4884人），浙江省内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安置2.27万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共动员数十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浙江省根据国务院精神，调整知青政策，缩小上山下乡范围，并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已在农村的下乡知青的实际问题。1980年以后，全省停止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同时，除按政策安排知识青年返城和就业外，妥善处理好承认知青身份、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知青的子女回城上学等遗留问题。到1981年底，省内99%以上的下乡知青，在城乡两地得到适当安排。

广大知识青年给农村带去了知识、技术，为改变农村落户面貌、开发振兴农业做出了贡献。他们在与广大农民的接触中学到了许多在城市、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艰苦环境下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不啻为一笔宝贵财富。但由于政府和当时的社会条件所限，各方面准备不够充分，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诸如生活、生产、婚姻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人甚至遭到了不幸。更为可惜的是，大批知识青年正处于成长时期，在本应接受正规、系统教育的年龄不得不离开学校，造成了人才生成的严重断层，给党和国家建设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