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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清:中国共产党与浙江抗战文化运动
发布时间: 2021-09-24

摘要:党的文化工作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党作出了开展和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战略决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浙江的各级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加强了对浙江抗战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党通过各种方式牢牢掌握领导权,保证了抗战文化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党通过建立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调动了各种文化力量推动文化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浙江抗战文化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

关键词:党;浙江抗战文化运动;领导

 

党的文化工作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战线上抗击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文化战线上高举抗战文化大旗,大力推进解放区、根据地、国统区乃至敌战区的文化工作。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及积极参与对抗战文化运动的繁荣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东南抗日前哨的浙江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运动,文化空前繁盛。浙江的抗战文化运动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他说,浙江抗日文化活动“不仅东南各省少有,在全国各省都是难能可贵的伟大奇迹”,“各县都能进行抗战的教育,抗战的宣传。我们看到这一切的进步,在东南战场上浙江都是站在前进的地位,值得其他省份效仿的”。

目前史学界在对区域性抗战文化运动的研究方面,往往侧重于对延安、重庆等抗战文化中心的研究,而对其他区域的抗战文化运动的研究则较少;对抗战文化运动的史实叙述较多,从党对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这一角度进行阐述则较少,还缺乏进一步的深化研究,涉及浙江的则更少。本文试图弥补上述不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 开展和推动抗战文化运动是党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战略决策

抗战爆发后,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此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积极转变策略,作出了积极开展和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先后发出一系列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指示、文件,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和激励全中国人民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起到了巨大作用。

(一) 强调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性。

文化事业是党的“革命总战线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因此,党对抗战文化运动始终高度重视。

193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高度强调了文化抗日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提出了“抗战文艺”的概念。他说,为了抗日,我们要从过去单搞“武”的一面转到“文武双全”,“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更加重视抗战文化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要把开展抗战文化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来抓。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强调了以抗战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抗日的政治动员”对夺取抗战胜利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它是“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中共中央1940年9月在《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进一步强调抗战文化运动 “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要求国统区党组织对发展抗日文化问题“特别提起注意”,“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对于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则要求要用“全部权力来推行全部文化运动”。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言简意赅地论述了文化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在这里将文化的军队看得同拿枪的军队同样重要。

(二) 明确了抗战文化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

抗日文化对抗战的作用无比重要, 但靠谁来建设呢? 中共中央明确了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即建立团结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建立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阐述。毛泽东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张闻天也强调指出:“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陈毅则撰文专门论述了文化界的统一战线问题。

与此同时,中央在发展各抗日根据地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应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无原则的门户之见”。 在发展国统区文化运动的指示中,同样强调“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 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三) 制定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基本策略。

一要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参与抗战文化运动。能否开展文化活动,发挥文化抗战的作用,关键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问题。因此,能否吸收广大知识分子参与文化运动是运动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方面。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张闻天则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对文化人的特点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中央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为了发展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正确的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实为当前的重要关键。”

二是在发展抗战文化运动中要注意方式、方法。中央在指示中指出:“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强调在国统区开展文化运动应注意方式、方法,避免过于突出而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在这样的原则下,党采取了多种策略方针来推动文化统一战线。1.制定出正确对待文化界人士的政策。党制定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对调动广大文化人的积极性,为抗战现实服务起了很大的作用;2.广交文化界朋友。党通过组织名人寿辰和创作纪念会,组织聚餐、座谈会等活动扩大宣传,团结更广泛的进步文化人士;3.与地方实力派搞好统战关系。

二、恢复和发展浙江各级党组织,加强对浙江抗战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浙江抗战文化的真正领导者。在国统区、敌占区及抗日根据地,党通过恢复和发展各级领导机构以加强组织领导,推进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十年内战时期,除活动于浙南、浙东南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外,浙江其他地方的中共组织被破坏殆尽。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和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领导下,中共各级组织在国统区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浙江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7年1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并先后在宁波、绍属、台属、金衢四个地区恢复了党组织。

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领导浙江、福建等地方党的工作。5月7日,根据东南分局的指示,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刘英任书记。甫一组建,临时省委就根据浙江的抗战形势对文化工作作出了各项重要决定。在临时省委的领导下,浙南、处属、台属、宁绍和金衢5个特委分别建立,加强了对全省党的工作的领导。

同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刘英任书记,下辖5个特委、55个县(工)委。省委的成立,标志着抗战以来浙江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这对推动党的抗战文化工作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此后,为进一步加强对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省委于1938年11月成立直属的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省抗日文化工作。省文委由骆耕漠(书记)、邵荃麟、葛琴3人组成,主要负责发动团结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组织、指导各种文化团体与各种报刊的活动等工作。省文委的建立,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共对文化统战工作和各文化社团、报刊杂志、出版机构、戏剧歌咏、文艺创作等的领导。此后,中共金衢特委、处属特委和台州特委也分别建立了特委文化党团,具体领导当地的文化工作。

1940年春,中共中央东南局为了加强对东南各省抗战文化的领导,在金华成立了中共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南文委”),以邵荃麟为书记,领导浙赣皖闽4省的抗日文化运动。浙江省文委和东南文委这两个组织,通过多种渠道与方式同文化、艺术团体联系,团结、组织进步文化人士,对文化工作的发展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浙赣战役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和浙东地区的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此后,根据华中局的指示,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成立。1942年7月,根据华中局的决定,中共浙东区委员会成立,谭启龙任书记。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和浙东的实际情况,浙东区党委规定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浙东区党委的成立,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为根据地内的抗战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此后,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到1944年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根据地内的文化机构已相当完备。浙东行政公署设文教处,专署和县设文教科,区署设文教指导员,统管辖区内文教工作。行署文教处主管教育,兼管文化艺术。

在沦陷区,党也通过各种方式建立各级党的组织,来加强党对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为加强浙西沦陷区的工作,早在1937年,党就抓紧进行浙西敌后地区的组织恢复和发展工作。省委成立后,从浙东陆续派遣一些党员进入浙西开展工作,又于1939年2月建立了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后特委改为受浙江省委和东南局双重领导。浙西特委成立后,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到1940年底先后建立了安吉县(工)委、吴兴县(工)委等10个县级党组织。此外,还先后直属8个特支。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对沦陷区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 通过多种方式牢牢掌握领导权,保证浙江抗战文化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问题。1940年9月中共中央指出:抗战文化运动,“不仅是当前抗日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敌战区大城市同样)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浙江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浙江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

(一) 在抗战文化运动中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主张。

当时,凡是有关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所取得的胜利,广大人民群众抗敌的英勇事迹,党都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合法斗争,公开扩大宣传。主张国共合作的黄绍竑来浙主政后,浙江党组织抓住“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有利时机,积极主动地开展对以黄绍竑为首的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统战工作。共产党员汪海粟、张锡昌、施平、杜国庠参加了起草《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的讨论,并由张锡昌执笔成文。《纲领》以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而制定,它的颁布,使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纲领在浙江得到了广为传播。

周恩来在1939年浙江之行中,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出席各种座谈会、招待会和群众集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在绍兴发表了长篇演说,详细阐述了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使党的纲领为广大人民大众、广大知识分子所了解和拥护。

此外,党通过直接领导的新闻单位《动员周刊》、《抗建论坛》、《东南战线》等,发表社论、时评和消息,阐明党的观点,报道前线的抗敌事迹。通过广泛宣传鼓动,使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思想占领了思想文化阵地。

(二)发布一系列文件、指示,规定抗战文化运动的方向。

根据抗战发展的形势,浙江各级党组织发出多次指示,对党组织如何加强党的抗日政策的宣传,扩大党的影响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从而把运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组织的手中。临时省委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出版界与各报纸杂志的联系,及有计划的进行抗战宣传与教育工作。”临时省委还提出“要利用所有的宣传方式———文字的、口头的、戏剧、歌咏、座谈会、纪念会、各种刊物、报纸、各种救亡团体进行广大的宣传。”7月,省委在一份给浙江各级党组织的紧急指示中指出:“目前浙江省在执行分局指示上具体工作应该是……各级党部必须有计划的经过群众团体和文化界报章杂志,以集会口头文章〔字〕等方式进行扩大宣教〔传〕和鼓动。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后,根据战时情况对浙江抗战文化工作也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刘英指出,浙江党组织应“通过报纸、刊物、标语、传单、画报、电影、无线电广播等把抗战的总原则和总方针……广泛地传播到全国的四面八方去;要通过各种的战时服务团、文化工作队、政治宣传队等等,深入到广大的后方、战区及沦陷区去,利用文字与口头的各种宣传教育方式,把敌人的阴谋揭露出来,并给予严厉的打击;要使战时教育普遍实施,而且适合新阶段的需要;扩大与保障民众一切抗日救国宣传的口头上与文字上的自由。”。省文委根据东南地区的形势特点,确定浙江文化运动的战略任务是“建立东南的文化中心”,浙江应该是“自给自足的中心区域,以供给广大的东南各省的需要”,指明了浙江抗战文化运动的方向。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党通过一系列文件、讲话阐述了党的文化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在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上指出:“部队应帮助进行宣传工作,提高人民组织的积极性”,“设立创立小型的报纸,帮助群众〔提高〕抗日政治水准”,“利用时事研究座谈会等团结群众”。浙东区党委也强调指出:“必须加强党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有计划的协助地方上办理文教事业,加强对外政治宣传”,为此,提出“要加强党对《时事简讯》的领导”,使之“成为我党对外的一个言论机关”。 

(三)各级党组织直接参与浙江抗战文化运动。

抗战时期,党一方面大力发展统一战线,一方面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使浙江国统区的基层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许多新闻、出版、文艺、学校等机构中,都建立起了基层党组织。这些党组织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的法律、法令,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省文委直接创办了《抗建论坛》、《东南战线》,并推动了《刀与笔》、《民族日报》、《东南儿童》、《浙江妇女》等刊物的创办。此外,党还直接设立了许多进步书店,并在其中设立基层党组织对此进行领导。如嵊县的群力书店由中共嵊县县委创办,书店除经理外,3名店员均为中共党员,店内建有党小组,是中共嵊县组织的活动中心。这些进步书店,还利用自己的合法性销售发行各种抗日进步书刊,内容涉及抗日救亡、进步文艺作品、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党的理论书刊。此外,还有计划地出版翻印了一大批抗日进步书刊。如金华新知书店排印了新四军军部机关报《抗敌》2000册,出版了邵荃麟编写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宁波新知书店曾秘密翻印过毛泽东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通过这些,传播了马列主义,宣传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宣传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一直处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根据地逐步形成了党、政、军三大系统互相独立又互相配合的文化机制。党委部门主管报刊杂志和新闻出版。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亲自担任《新浙东报》的党报委员会主任,并为《战斗报》题词:“党报是我们的教科书”。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瑞昌则担任《新浙东报》社社长,还经常为根据地的报纸写文章。党十分注意在各类文化机构中建立党的组织,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在战时干部来源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党还千方百计派一批优秀分子到文艺机构工作。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地的抗战文化运动呈现出与沦陷区、国统区不同的面貌。

(四)发动共产党员渗入文化团体,控制或掌握它们的领导权。

1938年6月,临时省委在文件中指示各级党组织“对已有的救亡团体与职业性的群众团体,无论他们是哪一派的群众组织,都应积极加入并充实它的救亡工作和扩大组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党逐步向国民党浙江当局设立的报社、书店、政工队等团体中秘密派进共产党员,控制或掌握它们的领导权。

1.出版发行机构。根据省委的指示,在以国民党官方名义办的组织中,省文委针对不同情况实施领导,在凡是有条件的社团、报刊、出版等机构中都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无条件建立党组织的,也由地下党员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如《浙江潮》名义上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机关报,实质上是在党的领导、掌握之中,是宣传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省委和金衢特委先后派遣中共党员担任《浙江潮》的编辑,省文委还在编辑部内建立了文化支部。共产党员王闻识在国民党浙江当局开办的《民族日报》中担任社长,报社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中共党员,社内成立了以王闻识为书记的中共特支,直属中共浙西特委领导。

2.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党高度重视政工队的工作。各级党组织积极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派遣党员和抗日救亡团体的骨干参加进去,并在政工队内成立了党支部。如兰溪县政工队是由共产党员建议首先成立的,其5名领导成员中,共产党员占了3人,6个区队长中有4名党员,1名团员,基本掌握了政工队的领导权;余姚县政工队的90个队员中,共产党员有60多人,6个区队的正副区队长、大部分小队长均为共产党员。而且,许多政工队的负责人实际上就是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人,如天台县政工队的干事长就是中共天台县委书记。因此,各县政工队名义上虽然属于国民党县政府,但许多政工队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浙江党组织的手里。党把政工队作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形式,促进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指出,政工队员“在各地经常的做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参加各种抗战的工作”,“这对浙江各种抗战工作的确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 建立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调动各种文化力量推动浙江抗战文化运动

为更好地开展抗战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矛盾高于一切的原则出发,倡导建立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并制定了文化工作中的策略和原则。浙江党组织全面贯彻了党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将其运用于浙江抗日文化运动之中,推动了浙江文化运动的发展。

(一) 制定了一系列推动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发展的方针、政策。

临时省委一成立,即强调指出“浙江的文化运动现已进入统一组织的阶段”。为此,临时省委对如何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作出了3项重要指示:“要促成浙江省文化界统一组织的成立,并成为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推动和建立各种研究性的文化组织,以加强抗敌及文化的普及与深入研究的运动”;“广泛的发动与建立歌咏的团体及全省剧团的联合组织,发动参加已有的各种职业性文化团体,以推动文化救亡工作,加强统一战线。”

此外,为吸收更多地知识分子进入统一战线,省文委提出“浙省文化界应该怎样紧急动员”的问题,主张战时作者、新闻记者、剧人、美术工作者、教育者等协会要“普遍吸收会员和动员全部会员,切实去担任各项抗敌的工作”,并明确提出了各协会的具体工作任务。浙东区党委强调:“应该多方推动与吸收地方文化工作青年及文化人地方各界领袖参加各种文教事业,扩大抗日的民主的文化教育事业。”谭启龙也指出:“欢迎并爱护知识青年,文化工作者,开办农村小型报纸及刊物及一切有利于抗日团结的文化事业,尽一切可能方法,进行群众及文教工作,如座谈会、戏剧等。”

(二)通过各级党组织派遣和动员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及进步人士进入浙江,扩大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基础。一时之间,浙江文人荟萃,尤其是浙西南的金华,成为东南文化中心。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十分重视浙江抗战工作。办事处动员和组织了多批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及进步人士进入浙江。根据办事处的指示,原无锡地下党员张锡昌在无锡教育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员中,动员了一批积极分子和地下党员到浙江去。浙江大学的一批进步学生在共产党员施平的带领下也来到金华。此外,周恩来还从延安派来了张爱萍担任浙江第三游击支队政训班政治工作。后办事处又陆续介绍了许多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来到政训班工作。

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力协助进步人士褚辅成与地下党员潘念之筹备组织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的工作。这是一个群众性的统战组织。服务团在上海广泛动员各方面人士参加,除了教育界、青年学生、工商局外,还有国民党方面少数知名人士。服务团动员了许多浙江籍抗日救亡青年、进步文化人士回到浙江去从事文化运动,其中甚至有许多非浙江籍的知识分子。

浙江党组织也积极动员浙江籍知识分子返回浙江参加抗战文化运动。省临工委派骆耕漠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动员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包括中共党员到浙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组织了20多人来浙江。

(三)建立或参与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种组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浙江省文化界抗敌协会。文抗会是1938年2月由共产党员骆耕漠等29名文化界人士发起筹建的,共产党员邵荃麟任会长。文抗会成立的目的即为号召并团结全浙江文化界人士,投身于抗战文化运动。文抗会成立后,即积极领导浙江的抗战文化教育运动,出版各种救亡刊物、开办训练班,协助开办进步书店,设立歌咏队、宣传队、文化剧团,出版壁报等。另一方面则是扩大文抗会的组织。到4月中旬,全省已有30余县成立了分会或筹备会,会员达2000余人。

在省文抗会被国民党封查后,在党组织的组织和推动下,浙江省战时文化团体联合会成立。联合会包括省战时作者协会、省战时新闻协会等9个文化团体,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团体。

浙江党组织还积极开展对著名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的统战工作。共产党员张毕来等便在这支义勇队中协助开展工作。他们利用演讲会、歌咏会、座谈会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省文委还推动和建立了一些具有统战性质的组织,如发起成立各界杂志编者联席会、新闻记者联席会等。

(四) 维护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在斗争中注意方式、策略。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浙江各级党组织在工作中注意与浙江地方实力派搞好统战关系,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维护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为团结抗日,党积极开展对黄绍竑的统战工作,争取和推动黄实行了一些较为开明、进步的政策,容纳各方人士,从而使浙江抗日文化运动得以蓬勃开展。此外,在具体工作中,省文委根据浙江抗战文化组织分成三类的情况,针对不同情况实施领导,巩固了统一战线。

1939年周恩来的浙江之行,对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周恩来在浙期间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与浙江省国民党军政要员会晤,共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就刊物的出版和宣传时如何注意斗争策略作出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在国统区做文化工作,要学会两手工作的策略,《东南战线》、《青年团结》、《浙江潮》等刊物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搞得太“红”。要避免对国民党不必要的刺激。这些指示对于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如何灵活有效地做好党的宣传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

抗战时期,在党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浙江抗战文化运动得到了极大地发展。浙江抗战文化运动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持久战思想,坚定了民众的抗日信心,同时极大地激化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促使群众抗日救亡积极性空前高涨。它丰富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内涵,对广泛传播中共抗日主张,探索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起了开拓、辐射作用,在东南各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1939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抗战以来先进刊物报纸在浙江出版的至少有百种左右,新开办书店有几十家,先进书籍的销路更是广泛,这在他省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来源: 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科研规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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