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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碑 ——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百年百名英烈:吴先清
发布时间: 2021-11-25

吴先清(19041937),乳名荷香,曾用名吴德芝、吴仙清,在苏联学习时取名罗莎·拉库洛夫。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县城。

吴先清有兄弟五人,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十分宠爱,不但依了她不缠脚,而且还让她和兄弟一样上学堂念书。1917年夏,吴先清从台属联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小毕业后,跟着哥哥到了杭州,在这里寻求继续读书的机会。第二年春天,考入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以下简称蚕校)。在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思潮熏陶下,她开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杭州,立即引起爱国学生的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吴先清是蚕校学生中最早投入运动的一员,因此,被选为校学生代表,成为蚕校学生运动组织领导者的她率领同学们冲出校门,上街游行示威,领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取消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货”“男女平等”等口号。

19202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生为维护进步校长经亨颐的“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爆发了反对封建守旧势力的学潮。在这次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中,吴先清积极组织蚕校同学去声援。1920年夏,吴先清进入杭州私立美术学校习画。次年秋季,她在西子湖畔写生时,与“一师风潮”时著名的学生领袖宣中华相识。从此他俩交往甚密。在宣中华的影响下,她经常去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1922年暑假,她在上虞县白马湖春晖学校,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讲学会。从陈望道、朱自清、朱光潜等进步教师的讲学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同时与杨之华、唐公宪、宣中华等许多青年团员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使她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决心献身于革命事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下半年,吴先清和宣中华结为伉俪。不久,她被调往上海,在小沙渡(沪西区)工人补习学校教书;同时担任沪西区妇运工作,经常活跃在曹家渡和小沙渡各工厂的纺织女工中。她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工作又有魄力,因此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1924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支持下,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在这形势下,吴先清受党的指派,以工人运动领袖的身份,参加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1221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她被选为该会委员。她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广泛组织各界妇女投入国民革命运动。由于她工作成绩卓著,中共上海区委在1925828日的会议上一致议决,指定她为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5名委员之一。

1925年初冬,党决定派吴先清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此时她分娩不久,考虑到革命工作的需要高于一切,革命者怎能为儿女情事所拖累。于是,她毅然放下出生仅12天的婴儿,离别宣中华,踏上了去苏联学习的征途。她远走后,那刚出生的孩子因缺乏营养和照料,不到一月就夭折了。

吴先清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了两年。1927年她得知国内大革命失败,宣中华牺牲的消息,十分悲愤。但她极力抑制自己的感情,坚持学习,终于圆满完成在东方大学的学习任务。她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曾负责团的宣传工作。1927年下半年,吴先清与东方大学同学刘鼎(阚尊民)结婚。翌年春天,夫妻俩一起转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

党的“六大”以后,国内革命形势有所发展,党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决定抽调在苏联学习、工作的同志回国工作。192910月,吴先清和刘鼎奉调回国。她把不到一岁的男孩刘莫阳送进莫斯科的保育院,就和刘鼎一起匆匆地踏上回国的路程。途经中苏边境时,恰遇“中东路事变”,只好滞留伯力。逗留期间,她曾担任伯力俱乐部主任,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宣传苏维埃政府的民族政策,团结国外人士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直到1930年春,他俩化了装,才秘密地经大连、天津回到上海。开始,她在江苏省委领导下,在浦东从事女工工作。

这年夏天,党中央调她到中央特科任联络员。这对她来讲完全是一项新的工作。在刘鼎领导下,她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为了联络各方,传递党的机密情报和文件,她时而盛装艳服,涂脂抹粉,打扮成贵妇人模样,出入于上层社会;时而旧衣布鞋,打扮成工人,活动在工棚、车间之中;时而又穿着土里土气,打扮成乡村农妇,出现在农家田舍。每次都出色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吴先清经特科负责人陈赓同意,参加上层社会交际活动。她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陈肖史)及其周围的国民党要员那里,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特别是对我方有些被捕人员在敌狱中的表现,更是了解得一清二楚。

193110月,刘鼎在上海外滩公园被捕,不久被解往南京监禁。刘鼎被捕那天,她正好外出,回家时发现情况异常,便不再进家门,而若无其事地从家门口走过,才免遭不测。

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为了营救刘鼎出狱,吴先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进行活动。她的一个哥哥是国民党空军司令的机要秘书,于是她就请嫂嫂到南京,在一些国民党要员中进行疏通。这使她有机会随嫂嫂入狱探望刘鼎,并乘机向他传达组织上的重要指示。为了营救刘鼎,她还冒险闯到那个同乡、国民党空军司令的家中,说:“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一起关进去!”在吴先清的努力下,刘鼎终于在1932年秋得以取保获释,回到上海。

刘鼎出狱后已无法在上海立脚,1933年初,党决定调他夫妻俩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由于这时吴先清已怀孕,行动不便,只好继续留在上海,而刘鼎则于4月间化装成商人去了江西苏区。夫妻俩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不久,吴先清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阚文木。孩子刚满月,党中央即将她调到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情报系统工作。为此,她把刚满月的儿子送回家乡临海,请母亲帮助抚养。

为了配合苏区军民粉碎敌军的“围剿”,打乱蒋介石向日本妥协的部署,吴先清受组织指派,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反动派的阴谋。她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频繁出入国民党某些达官贵人的家中。看起来她与这些要员的小老婆一起“鬼混”,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实际上她承受着亲友、熟人的误解和非议,是在执行党的一项特殊重要任务。她把自己得到的点滴有价值的情报,都及时报告给上级组织。

1934年秋,上级派吴先清到日本东京,担负上海站负责人与东京站负责人之间的联络工作。她经常往返于上海、东京之间。由她从东京带回来的许多情报,既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证,又是我党制订斗争策略的重要依据。19355月,吴先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这就是当时轰动上海的“怪西人案”。虽然这位“怪西人”守口如瓶,但按秘密工作的纪律,凡是与此案有关的人员都必须立即撤离。6月,吴先清接到上海站要她“迅速撤离回国”的通知后,立即购买回国的船票,并迅速通知东京站的其他同志急速疏散转移。

吴先清回到上海后,又逢敌人到处搜捕他们组织的成员。为此,党组织决定立即送她去苏联。她取道欧洲,在德国停留月余后,这年9月抵达莫斯科。不久,她进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学习,自己取名为罗莎·拉库洛夫。

19369月,吴先清在马列学院学习期满,和其他四名中国同志一起被苏方安排在莫斯科近郊的马拉霍夫卡招待所,等待分配回国工作。在这期间,吴先清通过招待所管理人员的帮助,还意外地找到了1929年她留在苏联保育院的儿子。母子团聚虽有天伦之乐,但是,国内发生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她心系祖国,希望早日回国参加工作。她忧心如焚,归心似箭。

1937年苏联出现肃反扩大化,吴先清等住的招待所气氛也骤然紧张起来。苏方中断了每天的报纸,限制他们自由外出,并以女寝室不能有男孩子为由,将吴先清的孩子重新送回保育院。显然,吴先清等人已被当作有问题者来进行审查了。果然,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1月的一天下午,一个苏联大校军官通知吴先清,说有首长找她谈话,并特别关照她要多穿些衣服,多带点东西,住到别处。实际上这时吴先清已被当作“日本间谍”逮捕了。先是关押在莫斯科的一个监狱里,不久就被流放到遥远荒凉的西伯利亚去做苦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有关吴先清的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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