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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碑 ——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百年百名英烈:杨贤江
发布时间: 2021-09-24

杨贤江(1895—1931),又名英甫,笔名李浩吾、柳岛生等。1895年4月11日,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下垫桥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

杨贤江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他7岁在本村私塾启蒙,11岁进离家20里的郑巷奚山初级小学读书,13岁进第泗门诚意学堂,毕业后留校任教师半年。1912年秋季,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杨贤江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认为师范生应当养成高尚的品德,具有丰富的学识,强毅的体魄,才能“为人师,为人范”。因此,他十分重视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杨贤江在省立第一师范5年,各门功课成绩优异,曾获得全校优等生奖。他博览群书,在学校藏书楼和孤山省立图书馆中,凡与课业有关的新书,总是他借得早,读得快。他常给《学生杂志》投稿,并曾获得该杂志特别征文第一名。由于他读书很多,知识广博,加之遵守校规,尊敬师长,品学兼优,成为全校知名的模范生。

1917年秋,杨贤江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到南京高等师范学监处和教育科当职员。在南京期间,他和武汉中华大学的恽代英相互通信,讨论改造社会问题。1919年的五四运动浪潮,促使杨贤江大量接触新思潮、新学说,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这年10月,他经邓中夏介绍,参加了以改革社会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为南京分会书记。1920年7月,他和李大钊、恽代英等7人,被推为该会第二届学会评议员。

1921年1月,杨贤江从广东到了上海,受商务印书馆之聘,任《学生杂志》编辑。杨贤江到上海时,正当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不久,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在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学说,开展建党活动。商务印书馆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一个重要活动阵地,在该馆编译所编辑《小说月报》的沈雁冰,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与杨贤江成了知心朋友。在这样的环境里,杨贤江更加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大约在1922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与恽代英一起,负责学生运动方面的工作;后来,又协助恽代英编辑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1924年,在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不久,递补为正式委员。

杨贤江入党以后,虽然担负这么多的领导职务和繁重的社会工作,还要到复旦大学读书,但从1921年到1926年这6年间,他的主要工作却是编辑《学生杂志》。在这6年中,《学生杂志》上发表杨贤江的署名论文、社评近200篇,通讯100多封,答问千余则,为教育青年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付出了艰巨的劳动。这一时期的《学生杂志》,销数大增,甚至远销海外。不少青年学生,受它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

这时,尽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右派已日趋反共。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分子,公然在上海设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抢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登报非法开除杨贤江、沈雁冰、恽代英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为此,广东的国民党中央,特派筹备员恽代英、张廷灏、刘重民等,于1926年1月1日,组成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布杨贤江、恽代英、沈雁冰、林钧、杨之华等9人为执行委员。随着大革命进入高潮,恽代英、沈雁冰等先后离开上海去广东。于是,杨贤江担任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他的工作更加繁重,不得不离开《学生杂志》编辑部,以全力投入革命领导工作。

1926年10月24日和1927年2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两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杨贤江参加了这两次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1927年3月上旬,杨贤江奉命到杭州联络北伐军。在杭州,他看到革命阵营内部左、右派的斗争已很尖锐,右派日益嚣张,因此,他特别注意宣传国民革命的正确主张。他在一次国民党左派各县党部代表座谈会上指出:不要幻想地主、资本家会自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我们必须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赶回去参加了这次起义。

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杨贤江代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参加上海临时市政府的筹建工作。起义胜利的第二天,临时市政府就宣布办公,立即得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来电承认。可是,奉蒋介石密令,驻军龙华屯兵不进的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这时却乘工人起义胜利之机,进军上海,抢占已被工人武装解放的各机关部门,并百般阻挠上海市政府的成立和行使职权。蒋介石也急急忙忙从芜湖赶到上海,加紧与帝国主义、买办封建势力的勾结,妄图压制、削弱共产党和上海人民的革命力量。为此,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各团体于3月27日召开补行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在有3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杨贤江代表上海特别市党部致辞,严正宣告:“上海革命之工人,已有武装之预备,应该保存其原有势力,与革命的军队一致对付帝国主义者”;“我等已得之政权固须保存,我等已有之革命势力亦当扩大”。杨贤江的发言,大义凛然,充分表达了上海人民的革命意志。这时正在磨刀霍霍决心反共的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3月29日下午,当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正在召开全市代表大会之时,蒋介石竟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致函临时市政府“暂缓办公”。杨贤江等不为蒋介石、白崇禧的威胁所吓倒,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举行了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在一片掌声中,由大会主席杨贤江宣告上海临时市政府的成立。

蒋介石见威胁阻挠无效,又假借国民党中央名义,指派吴稚晖、钮永健、何应钦、白崇禧等右派头目,成立所谓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公然篡夺上海市的军事、政治、财政、党务大权。这期间,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右派制造的反共事件层出不穷,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杨贤江却以大无畏的精神,以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的名义,发表《告上海学生书》,号召大家发扬“五卅”精神,加强团结,勇往直前,努力扫荡反革命势力,以达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将杨贤江列入197名通缉“要犯”的名单。浙江省的反动派,也把杨贤江名列胡公冕、宣中华之后,作为第三名“要犯”通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根据党的指示,杨贤江秘密前往武汉。5月13日,他代表上海特别市党部,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报告。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指出:“上海已成恐怖世界”;“新旧军阀都是一鼻孔出气”,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是代表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上海买办大流氓等等的中心力量”。杨贤江的报告,深刻地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指明革命的方向,对革命派是很大的鼓舞。在这次会议上,杨贤江被委任为国民党苏浙沪三省市党部驻汉办事处委员;尔后,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不久,在武汉的汪精卫也“清党”反共。7月14日,杨贤江冒着极大的风险,在《革命军日报》上刊登了宋庆龄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

1927年7月下旬,杨贤江奉命秘密返回上海。1927年底,上海形势更加险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指示部分处境极为危险的党员出国隐蔽。杨贤江和夫人姚韵漪先后东渡日本。旅日期间,杨贤江主要从事著译工作。同时,担任中国留日学生中地下党的负责人。1929年5月,他又回到上海,和潘汉年、彭康、吴亮平、李一氓等,共同担任党中央地下文委的领导工作,并和其他同志一起,发起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由于杨贤江是反动派追捕的知名人物,不得不深居简出,因而,他在日本和上海期间,主要是以笔为武器进行战斗。从1927年到1931年,他用各种化名,在《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译文,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政策,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党国教育”和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反动实质。他还以李膺扬等笔名,翻译了恩格斯的名著《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现译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日本上田茂树的《世界史纲》、苏联平克维支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育》等5本著作。编写了《今日之世界》《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3本书。其中,以李浩吾笔名出版的《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著作。尤其是《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教育原理,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的教育专著,影响很大。正是这两本教育著作,奠定了杨贤江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的光辉历史地位。

由于紧张而又艰苦的生活的折磨和长期工作的劳累,1931年7月,杨贤江病倒了,患的是肾结核。他是被反动派通缉的知名人物,国内没有条件治疗,在党组织和朋友的帮助下,只好出国去日本医治。8月9日,不幸在日本长崎一家医院逝世,年仅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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